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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法贿赂犯罪行为对象之外延界定摘要：贿赂犯罪是腐败犯罪的基本类型。于犯罪构成的视角考量，关于贿赂物本质的认识和外延的厘定对于在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贿赂犯罪意义重大，而中外学术界和实务界对此存在林林总总的标准。在世界一体化格局和国际刑事司法协作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价值指向，将财物、财产性利益及可折算成货币价值的非财产性利益界定为贿赂犯罪的行为对象是较为合理的，能够适应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入开展的客观需要。 关键词：反腐败；贿赂犯罪；贿赂物；财产性利益；非财产性利益 中图分类号：DF636　文献标识码：A 一、腐败犯罪新形势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出台 贪污渎职犯罪作为一种古老的犯罪，横亘了古今中外的法治史。及至当代社会，腐败犯罪仍未得到有效控制，且其社会危害有增无减，已经成为文明社会的一大“毒瘤”。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转型的加速发展，加之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交通便捷化等新经济社会的趋势不断增强，使得旧有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不断崩解。然而，新的规制体系尚未完善，进而在法律规范、制度建设、监控机制等方面留下了一些盲区和“真空”，导致贪污贿赂、渎职侵权、民营企业“原罪”等违法犯罪现象不断滋生和蔓延，这不仅侵蚀了大量的公共资源和社会财富，也严重损害了公权力行使的廉洁性与政府的公信力。尽管我国在检察机关系统内部自上而下地设立了专门的反贪污贿赂工作机构，但这并未从根本上扭转贪污贿赂犯罪的高发态势。当前，我国的贪污贿赂犯罪呈现出如下新的特点和趋势：一是贪污贿赂犯罪的行业特点越来越明显，大量的贪污贿赂犯罪发生在公共权力比较集中、资金比较密集、资源短缺、垄断程度高、市场竞争激烈的行业和部门；二是犯罪金额大，跨地区案件增多，有的一起重大案件涉及多个省市和众多官员，贪污受贿数额达百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案件时有发生；三是实施犯罪的过程和手段日趋隐蔽化、智能化，犯罪分子规避法律、对抗侦查的能力越来越强；四是作案后携款潜逃的现象时有发生，有些犯罪分子有计划地将赃款转移至国(境)外，并通过各种途径逃往其他国家和地区，以逃避法律的制裁。针对腐败犯罪的严峻形势，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同志曾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号召各级党委、政府和纪检监察机关务必认清贪污腐败的新形势、新特点，不断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 另一方面，新技术革命引发了社会生产、生活领域的深刻变革，加速了世界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各国、各地区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日益密切，人员及资本流动愈加频繁，这在客观上导致了腐败犯罪的国际化趋向。这种趋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相当数量的腐败官员案发后(甚至案发前)选择逃亡国外，特别是逃往与我国没有签署引渡协议或没有刑事司法协作关系的国家，以规避我国法律制裁；二是腐败资金借助各种洗钱渠道，在全球范围内频繁流动。据世界银行初步统计，全世界每年共有2万亿美元腐败资金进行跨国流动。由于通过洗钱方式汇往逃亡国的腐败资金数额巨大，客观上增加了逃亡国的外汇储备和金融机构的存款总额，加之腐败分子大多骄奢淫逸、开销惊人，能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当地消费。因此，基于上述短期利益的考虑，许多国家在与腐败分子逃离国进行刑事司法协作、遣返犯罪人以及追讨腐败资金方面态度消极，导致单个国家的反腐败斗争往往收效甚微。庇护腐败犯罪及犯罪人的行径必然遭致国际社会正义力量的谴责，各国有识之士也逐步认识到，正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腐败分子在逃亡国决不会甘于做一名遵纪守法的公民，而是常常与当地不法势力纠结在一起，利用腐败资金继续实施违法犯罪。更多的主权国家逐步认识到，在新形势下，必须加强沟通与协作，通过务实的国际合作才能有效的预防和惩治各类腐败犯罪。而且在反腐败国际合作的实践层面，从国际立法到跨国司法协作等方面都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已通过的关于反腐败的国际条约主要有：美洲国家组织于1996年3月29日通过的《美洲反腐败公约》、欧洲联盟理事会于1997年5月26日通过的《打击涉及欧洲共同体官员或欧洲联盟成员国官员的腐败行为公约》、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于1997年11月21日通过的《禁止在国际商业交易中贿赂外国公职人员公约》、欧洲委员会部长委员会于1999年1月27日通过的《反腐败刑法公约》、欧洲委员会部长委员会于1999年11月4日通过的《反腐败民法公约》和非洲联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于2003年7月12日通过的《非洲联盟预防和打击腐败公约》。上述条约都是区域性的国际法文件，在全球性的国际条约方面，有联合国于2000年通过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以下简称《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将反洗钱与反商业贿赂结合起来，要求各缔约国均应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将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