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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际投资仲裁中公共利益保护摘要：国际投资争端往往涉及重大的公共利益，国际投资仲裁度制度的合理设置有助于维持正常的国际经济交往秩序、保障公共利益。但在仲裁实践中，由于国际投资仲裁存在着强调私有财产权的倾向、仲裁程序欠缺透明度、投资者享有争端解决选择权等制度性缺陷，制约着国际投资仲裁对公共利益重要价值追求的实现。应通过缩小仲裁庭的管辖权，规范其审慎解释权，平衡仲裁秘密性与透明性的关系，借鉴“法庭之友”制度建立第三方参与制度，设立国际投资仲裁上诉机制等不同具体制度的改革完善，限制国际投资仲裁庭的自由裁量权，确保国际投资仲裁中的公共利益得以有效维护。 关键词：国际投资仲裁；公共利益；保护 中图分类号：DF964 文献标识码：A 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发生的国际投资争端，往往涉及重大的公共利益。 (注：“公共利益”是一个高度抽象、易生歧义的概念，迄今为止仍没有一个明确的、权威的解释，但“公共利益”并不是完全虚幻的。从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情况来看，“公共利益”通常包括以下内容：交通建设，包括道路、河川、公路、铁路、桥梁、港口、机场建设等；国家机关或公立机构办公场地；社会公用设施，包括学校、公园、医院、图书馆、公共住房、运动场、公厕等；国防军事设施；社会公用事业，包括电力、通讯、供水、墓地、废水废物处理场所等；能源、水利等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发电站、水库、防汛等；社会福利事业，包括救灾、防灾、救济贫困等；环境保护、古文物和遗址保护；土地改革；城镇规划；等。)据统计，至2005年1月1日为止的39个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第11章的案例中，涉及自然资源、环境及人身健康等公共利益方面的就有21例。［1］对东道国公共利益的考量是国际投资仲裁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实践中，国际投资仲裁制度内在的缺陷，往往造成对公共利益的忽视、漠视甚至损害；国际投资自由化的浪潮更加剧了这种情况。值得庆幸的是，国际社会已经对此有所认识，并着手进行改进。在这种背景下，积极进行国际投资仲裁理论的探索和立法的完善，确立公共利益保护在国际投资仲裁中的重要地位，不仅有利于发展并完善该项制度，而且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促进国际社会的和谐进步。 一、国际投资仲裁忽视公共利益是其内在制度缺陷 社会制度应体现相关的利益关系，保障各种利益关系的实现，国际投资仲裁制度同样如此。实现公共利益是人类存在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权利，是国际投资仲裁制度追求的重要价值之一。但在国际投资仲裁中存在着忽视公共利益的制度性缺陷。 （一）国际投资仲裁起源于一般国际商事仲裁，并继承了后者的强调私有财产权的制度性倾向 首先，国际投资仲裁庭的管辖来源于当事方的授权，因此在裁决中无须如国内法院的法官般整合广泛的社会利益，而只是狭隘地考虑对其授权的当事方的利益即可。 其次，国际投资仲裁员在价值取向上强调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不考虑国家主权和公共利益的正当性。 在一般国际商事仲裁中，由于所处理的争端仅涉及私人之间的利益，这一价值取向基本无可指责，但国际投资争端往往涉及重大的公共利益，这就要求对案件所涉及公共利益给予足够关注。然而实践证明，国际投资仲裁员出于保护私有财产权的思维定势，往往倾向于加重东道国的条约义务，(注：这些条约义务尤其是指不得非法征收的义务；给予外国投资者公平、公正待遇的义务；给予外国投资者国际法最低标准待遇的义务；给予外国投资者最惠国待遇的义务。)裁定其利益受东道国正当管理公益行为影响的外国投资者有权获得赔偿。如“Metalclad公司诉墨西哥案”，仲裁庭认定墨西哥San Luis Potosi州政府颁布《生态法令》的行为本身就构成了对投资者的征收，为此仲裁庭裁决墨西哥政府作出约1亿6千万美元的巨额赔偿；［2］又如“Maffezini案”，仲裁庭对1991年《西班牙与阿根廷双边投资条约》第4条第2款的最惠国待遇条款作出扩张解释，支持Maffezini公司就争端解决程序事项享有最惠国待遇［3］。 (二) 国际投资仲裁程序欠缺透明度 国际投资争端裁决结果往往涉及至关重要的国家主权和巨大的公共利益，虽然国际投资仲裁庭只能裁定东道国就其违反条约义务的行为承担责任，而无权责令东道国改变其行为，无权直接改变东道国国内体制，但承担赔偿责任这一后果实际上足以有效阻止东道国继续维持其受到指责的管制措施［4］。因此，国际投资仲裁庭事实上已经拥有变更东道国国内体制的权力。比如在“Ethyl案”中，仅仅由于担心国际投资仲裁庭可能裁定自己负赔偿责任，加拿大就自行废除了一部旨在保护环境的进出口管制法律［5］。因而国际投资仲裁的特殊性要求其程序具有透明性，保证公众能有效监督与其利益相关的仲裁实践，维护公共利益。 但如上所述，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