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成就.doc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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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成就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成就?摘 要: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立足于当时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以改造社会和变革社会为目标,通过综合性、创造性和恢复性的司法活动,最大限度发挥了司法的能动性和主动性,有效缩小了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的距离。法律和司法被重新定位,司法在纠纷解决、规则强化和制度补充等领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司法与社会的互动,成为新民主主义司法的显著特征。 ?关键词: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成就 ??中图分类号:DF09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0.06.02?? 陕甘宁边区地跨陕西、甘肃、宁夏三省,其主要辖区为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道路崎岖,交通不便,同时灾害频仍,人口稀少。边区的人口及辖区,前后有变动。据1944年6月李维汉的《陕甘宁边区建设简述》记载,1937年边区初建时面积12万9千余平方公里,人口200万。抗战一年后,因部分地区被国民政府占领,至1944年6月时边区百姓人口为148万,面积9万9千平方公里,加上部队、机关、学校人员,则为158万。(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608-609.)在边区政府建立之前,其经济发展主要以粗放型的种植农业为主,文化、教育、卫生等落后,文盲充斥,人口死亡率极高。边区政府成立后,在发展经济、提高人民文化素质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边区主要是迫于生存压力而发展起来的战时计划经济,“糊口”是当时经济社会的主要目标[1]。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如何开展司法工作?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以下简称“边区高等法院”)主张法制建设应当从改造社会、治理社会的目标出发,以解决边区的社会问题为中心任务。边区高等法院进行了体现综合性、创造性、恢复性等为特征的司法活动,对法律的功能定位、法律与社会的互动,以及如何通过司法活动促进人际关系的和睦,进行了探索和尝试。在边区法制的建立、形成及发展过程中,边区高等法院起到了连接立法目的和社会现实的桥梁作用。作为新中国司法制度的基石,边区高等法院的实践,对中国当代司法改革提供了历史借鉴。一、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综合性司法 边区高等法院确立了综合性司法的目标,通过特别的司法机关内部设置和多样化的司法活动,追求综合的社会治理目标。所谓特别的司法机关内部设置,是指根据战时的生产需要,加强生产机构和生产环节。所谓多样化的司法活动,是指在完成审判活动的同时,边区高等法院开展了调查民事习惯、编辑判例、培训司法人员、起草法律草案、指导民间调解等全方位的活动,实现司法效率和效能的最大化。? (一)沿袭了中国传统的司法机构设置模式? 边区高等法院的领导者,在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立足于边区特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战争环境需要,提出了体现综合性司法的思想,并以之指导边区的立法、司法等活动。综合性司法,重视司法在治理社会中的作用,注重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边区高等法院第一任院长谢觉哉,十分强调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辨证对待经验的重要性,强调司法工作必须立足于对历史传统的正确认识和对现实环境与条件的准确把握,理论联系实际。他认为:“人类智慧由历史积累而来,个人的创造,小得可怜。而且其创造也必然根据历史的经验,凭空的创造,不可能也不会有。有这样的人,对于昨天的中国漆黑一片,今天的中国若明若暗,各种常识知道很少,于是所有的自以为创获,不知道人不仅已有而且已经批判过了。有的强调今天特殊情形,蔑视过去经验,不知在这一经验上,过去的还适用”。[2]861综合性司法要求在尊重传统和立足现实的基础上,正确对待继承司法经验与开拓创新的关系,根据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需要,开展司法活动。? 边区的司法机构的设置,充分考虑了中国传统文化在边区的延续和影响,以及边区特定的生活环境和战争需要。中国从秦朝确立郡县制以来,直至清末,地方上采取行政与司法合一的模式,行政长官兼理司法。基层法制强调对社会的综合治理,县级最高司法、行政长官县令的职责,在圣谕十六条中,被概括为集教化、组织、引导和管理于一体。 具体内容为:“教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完粮钱以省催科,息诬告以全良善,戒窝逃以免株连,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愤以重身命。”(参见:清圣祖实录[M].(康熙九年冬十月乙酋朔)。“圣谕十六条”自颁行以来,广泛流传,深入民心,成为强化县级政权司法、行政综合职能的重要依据。地方上司法与行政合一的模式,最大的特点是能够发挥综合的社会治理功能,适合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需要,符合效率原则。农业文明首要的环节是保证不误农时,陕北有“人误地一日,地误人一年”的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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