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四少”标准历史变迁.docVIP

“京城四少”标准历史变迁以历史的眼光看，没有一种评价标准是永恒的。譬如说，一千年以后，屈子的《离骚》也许会被遗忘，而一份合同却成为经典的文学作品。又譬如说，两千多年以前，惟有风骨秀耸的世家贵族才能成为“四大公子”，而今天，几个仅仅与绯闻和枪支亲密无间的纨绔子弟却被称作“京城四少”。 如果我们钩沉一番历史中四大公子、京城四少的变迁，当会照出世代风气之流转、社会心理之衍化以及社会结构之嬗变。 战国时代的四大公子，多为世家贵族，且都以善养士、精通治理术著称。因战国时代乃是中央集权崩坏，地方诸侯雄起的时代，也是攻伐频繁、危机十足的时代。在此时代，天子只具备理论上的合法性，诸侯及贵族世家才是真正拥有权力者。以是之故，四大公子均出于世家贵族。与此同时，战国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流动性极丰富的时代，布衣说客、平民智者而能为白衣卿相；鸡鸣狗盗之徒、引车贩浆者流也可能平地拔起。作为天子与民众之间的中间力量也是中流砥柱的世家贵族，必须发挥整合社会资源、提供充足流动性的功能。因此，战国四大公子，就必须重然诺、讲义气、有担当，天下朋友皆胶漆。社会如此期许他们，而他们也不辱社会的期许，终赢得闪闪发光的评价。 西汉没有四大公子之说，乃是因为西汉的中央政权相当警惕地方势力，不论是分封诸王还是地方豪强。东汉同样没有四大公子之说，及至末年，却有三君、八俊之论。乃是因为当时宦官专权，清流名士起而与之对抗，主要手段是通过号召舆论。 魏晋六朝，世家门阀的意味更深，所谓上品无寒族，下品无士人，社会流动呈板结状。阶层常以士族与寒族划分，二元对立形成。加上政治黑暗，世家贵族动辄因站错队招来杀身之祸，于是隐逸风气大行，竹林七贤等消极自由者成为主流――都这么低调了，哪里还有四大公子出现的空间？ 唐宋两代，科举大兴，平民阶层崛起。尽管仍有荫护和世袭，但并非社会主流价值观认同和追求的方式。贵族暗淡的同时，作为个体的人被重视和放大，公子哥儿遂常成为庸碌的别名。 抵至明末，四大公子重新抬头，且多出于文人世家。其时对四大公子的评价，无非才、学、识、风骨。四者必居其一，集而有之者则最佳。陈贞慧、侯方域、方以智、冒辟疆，以此社会评价观之，均为一时之选。 及至清末，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西风东渐，帝制可危。自太平天国之后，汉人士大夫崛起，酿成地方分权之势。于是督抚之权势地位，达到明清两代之巅峰。这时的四大公子，谭嗣同、陈三立、吴保初、丁惠康，均为重臣之后，可算“官二代”。但他们既有“官二代”的教养、名望，也洗去了此阶级中人常有的骄矜纨绔之气，终能赢得社会尊重，并在群星璀璨的时刻绽放夺目光芒。 民国初年的四大公子又有不同。这个时代之前，是剧变时代，这个时代之后，仍是剧变时代。而这个脆弱的共和时代，也是变动不居，复杂价值观博弈颉颃的时代。此期的四大公子，张伯驹、张学良、袁克文、溥侗，也有复杂的成分及风格。 张伯驹是“商二代”，他继承父业成为盐业银行最大股东。他曾以4万大洋购得西晋陆机《平复帖》，240两黄金购得展子虔《游春图》。1956年，他将上述两种以及李白《上阳台帖》、黄庭坚《诸上座帖》和赵孟?的《千字文》等稀世之珍全捐给政府。张伯驹不仅是大藏家，也是颇有才华的京剧票友和词作家。在近代词学史上，张伯驹是一大重镇。我曾以极廉价购得他的词集，一阅之下再难释手，聊举数句，“几兴亡无恙旧河山，残棋一枰收。负陌头柳色，秦关百二，悔觅封侯。前事都随逝水，明月怯登楼。甚五陵年少，骏马貂裘。” 张学良是“军二代”，除了是民国四大公子，还是民国四大美男。他的一生为人熟知，无需赘述。 袁克文是“准帝二代”，但他与大哥袁克定不同，始终反对其父袁世凯称帝。他写诗说“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就是劝谏其父的名句。他有名士派头也有名士技艺，长诗文、工书法、善昆曲。 溥侗是“皇二代”。在京剧上造诣甚高，曾在清华大学教授昆曲。他是近代戏曲史上的传奇人物，生、旦、净、末、丑兼工，笛、二胡、弦子、琵琶等无所不通。《群英会》一剧，他一人能演周瑜、鲁肃、蒋干、曹操、黄盖五个角色，出神入化、叹为观止。每逢春秋佳日，他便约友到西山大觉寺小住，弹奏一曲《高山流水》，令听者洗耳清心、绝尘脱俗。 总的来说，民国四大公子，两个为军事强人之后，代表着权力的主宰者，一个为巨商之后，意味着士绅实业界的上升，还有一个为满清皇室之后，象征着政府对皇室的优待。值得注意的是，这四大公子，除了张学良外，全有良好的文学修养及天赋，这也许暗示即使在民初浊世，礼或崩而乐仍未坏。 大约在2010年，忽然冒出新的“京城四少”，四个富家公子哥儿。他们最习惯的学历，停留在初中；他们最喜欢的，就是女明星。其实谁封他们为京城四少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媒体与民众为何对此信手拈来且津津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