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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21世纪中国教育家期待[摘要]　“教育家何为”的命题，必然要关涉到“教育何为”的问题，如何重新恢复教育的活力，重新确立人自身发展的坐标，不仅是现时代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也是衡量一个教育家的重要尺度。一个真正的教育家不仅需要在常识问题上保持足够的清醒，敢于肩负起人类的梦想，肩负起时代与民族赋予的使命，而且更懂得坚守与承担的含义，在仰望星空的同时，更能够做到脚踏实地。 [关键词]教育家；晏阳初；海伦娜中学；第56号教室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808(2010)08-0001-03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家? 写下这样的追问，似乎隐隐听到了来自历史深处的回响。一说起教育家，我们往往会习惯性地想起晏阳初、蔡元培、张伯苓、陶行知、陈鹤琴……这些与中国现代教育的发生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人物，他们就像一颗颗璀璨的星辰，辉映着20世纪的天空，而且以其巨大的精神辐射力量，让身处21世纪的我们一次次地感怀颔首。 不久前，《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腾讯教育”，对1555人进行了有关“大学校长对一所大学的发展究竟有多大的影响”的开放式调查。那么，公众心目中的大学校长是怎样的呢?调查显示，82.3％的人首选“教育家”，其次是“管理专家”(67.2％)，排在第三的是“仁人君子”(44.0％)。调查中，当问到现行体制下，大学校长中是否还会出现蔡元培、梅贻琦那样的大教育家时，49.8％的人认为“不会了”，16.0％的人认为“会”，33.8％的人表示“不好说”。 四顾茫然之际，有人不免喟叹：这是一个没有教育家的时代。也许，在作出这个悲观的论调之前，我们有必要像荷尔德林追问“诗人何为”一样，去重新追问“教育家何为”。 而“教育家何为”的命题，又必然要关涉到“教育何为”的问题。长久以来，当现代教育在规训与惩罚的话语导引下逐步抑制了人的主体性的发展，甚至成为人类异化的另一种无形的桎梏时，如何重新恢复教育的活力，重新确立人自身发展的坐标，不仅是我们现时代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也是衡量一个教育家的重要尺度。 那么，时代向今天的教育家提出了怎样的要求呢? 一、一个真正的教育家首先需要在常识问题上保持足够的清醒 2009年，耶鲁大学前任校长小贝诺(B.C.Schmidt Jr.)曾公开撰文指陈中国大学的弊端，尖锐的批评引发了关于中国高等教育的深入探讨。耶鲁大学一贯倡导自由教育，倡导对人性的尊重，他们认为自由教育能够最大限度地扩展个体进行自我教育的能力，能够激发个体去寻找和创造意义，去发现幸福的真谛。自由教育不仅“解放了人的个性，培养了人的独立自主精神，它同时也增强了人的集体主义精神，使人更乐意与他人合作，更易于与他人心息相通”。正是秉承着这样的理念，他们认为学院教育不是为了求职，而是为了生活，不是被动地追随权威，而是主动地寻求真理。20世纪早期美国的理念论者霍恩(H.Home)坚持认为，教育是人的一种诠释，它能帮助人们发现自身是宇宙心灵的组成部分，学习者作为一个有限的个体，他具有朝着理想而成长的无限可能性，而教育者的作用就是引导学习者沿着正确的道路朝着无限前进。在霍恩看来，教育应该鼓励学生具有“不断完善的愿望”，个体在教育活动中沿着理想的典范进行自我塑造――这是一项需要毕生的努力才能完成的任务。 在诸如“教育何为”的常识问题上保持清醒，强调的正是教育理性精神的培育。理性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是一种能给我们提供指导的建设性力量。缺失了理性精神导引的教育往往会陷入到蒙昧、偏执、盲从与虚无的状态中，个体从而丧失了对生活的内在性追求，丧失了精神的自由、平等以及自我反思与成长能力。在《中国青年报》的调查中，关于对大学校长来说什么素质必不可缺，73.6％的人首选“民主开明”，72.2％的人认为是“尊师重教”，70.3％的人选择“懂教育”。“民主开明”意味着珍视自由、平等、公正这些公共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伦理原则，意味着尊重每一个个体生命的抉择和发展。“民主开明”正是教育理性得以复苏的土壤，也是理性精神孕育生成的标志。 创造了“海伦娜奇迹”的恩雅(E.Riegel)校长在《学校的意义――让我们的孩子为生活和生命而学习》(中译本名为《海伦娜的奇迹》)中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案例，诠释了学校教育是如何促成孩子们“为生活和生命而学习”的。在德国威斯巴登市一所名为海伦娜的普通中学里，学生学习民主和承担责任，他们不仅投票决定出游计划，也会民主商讨和决定弥补过错的方式，即便是学生提出的反暴力游行计划，在经过反复讨论以及与校方、家长和教育当局谈判后也可以付诸实现。在这里，师生们可以把一个援助尼泊尔贫穷小山村的事情变成一项事业，甚至为此成立了一个完全由师生管理的贸易公司，他们在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