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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文学中译者双重文化身份摘要： 翻译文学的研究由于其跨文化的特殊性，直到近年来才被认定是比较文学研究范畴。翻译文学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是否忠于原著，表达原作者的思想，这种观点往往忽视了译者在其母语世界和其所要翻译成的语言世界的双重文化身份。本文以《红楼梦》的两种英文译名为例，探讨译者如何从翻译文学中存在的互文性活动出发，在面对不同的文化人群对同一文本做出的不同调整。 关键词：翻译文学 译者 双重文化身份 《红楼梦》 近年来，国际比较文学界呈现出由文学比较研究转向文化比较研究的趋势。苏珊她所著的《比较文学概论》中提到比较文学的衰落是伴随着翻译文学的兴起的。翻译文学作为跨文化研究的一种媒介方式，填补了比较文学研究中一直忽略或者存在空白的一项，那就是对翻译文学的界定以及与比较文学的关系。 翻译文学概念的提出开阔了比较文学研究的视野，为以往比较文学以影响研究为发端并将重点放在文本的主题、人物形象、类型研究而忽略了文本本身的阅读和接受具有跨文化性质。随着这一概念的提出，国内文学界讨论的重心也就在于翻译文学和文学翻译有什么不同，它究竟能不能算得上是比较文学中的一个领域。刘耘华在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翻译文学体系化：一种可能的趋势》。他将翻译文学定义为外国文学与民族文学结合的产物，既有外国文学的特点，因为翻译的是别国的作品，带有异国的情调，比如说新的写作方式、叙事方式、不熟悉的人名、地名等，无一不使本国读者感到陌生，而翻译文学同时也带有民族文学的特性，因为参加翻译的工作者或是本国的大学者，精通外语，本来就对本国文化了如指掌，或是学习该国文化并深受其浸渍的外国学者。这就使得我们在学习讨论翻译文学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译者的问题。一直以来的翻译文学注重的都是译本的准确性和忠实性的问题。一方面我们把翻译比喻成搭桥、开门、摆渡或者跨越、转换和传递。在一些印欧语系的语言中，翻译一词与“trans-latio”，“meta-phor”有关，这些词在拉丁语和古希腊语中都有确切的“跨越”含义。我们把译者形象地比喻为转播站，同时又比喻为通道和转换器。另一方面我们要求翻译应是相似（likeness）、逼真（look alike）、摹本（replica）、副本（duplicate）、复制品（copy）、画像（portrait）、翻版（reproduction）、模仿（imitation）、模拟（mimesis）、影像（reflection）、镜像（mirror image）或透明玻璃（transparent pane of glass）。我们把翻译的特质看作是相似、逼真或者是一幅真实的图画，完全依赖译者的可靠度、诚实品格、敬业精神和良好的信誉，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认为复制品与真品一样好，因此，就其实际使用价值而言，复制品应该与真品等值。等值的效果是作为诚实的中间人和媒介传播者的译者所应有的品质。我们习惯于把自己对作品的鉴赏和理解交到译者手上，承认译者在翻译上作的努力，着重于翻译技术的研究和探讨，并对单独译者贴近原作文风的做法大加赞赏，传为佳话，而这也是翻译学习中的要求，那就是对原作的忠实。因此，我们一再强调的就是译作的准确性，换而言之，也就是译者的忠实。这样，我们就回到了翻译研究的原点，对翻译过程和翻译效果可靠性的研究。一直以来对翻译的界定也就是在等效性的基础上进行的研究，重点放在对译本与原作之间的透明度的研究上，重视的是被看作原作的译作中的那个权威的声音，而我们也以为那个声音就是作者本身的声音，从而忽略了译者本身的双重文化身份。 当然，对译者的双重文化身份的界定是建立在对译作文本和原作文本的分析上的，这样，我们的问题就又回到了文本分析上来了。法国后结构主义文论家朱丽叶超越现存的文本并指向其前文本。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任何一个文本的形成都不是孤立的，它总是融入在一个民族的文学、历史、传统和习俗等诸多因素之中。因此，从原文文本到译作文本的产生是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的转换和接受的过程，而译者作为其中的传播者，或者说媒介，自然承担了文化身份的转换，并从不同的语言文化出发在译作中掺杂进自身的文化因素。文本之间是互动的，现在的文本不仅与过去、将来及同时代的文本发生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而且还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文化有着显性和隐性的联系。一个文本不仅打上了前文本的烙印，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由以前的文本引发、点化而演变来的。由这一点出发，我们再来分析一下《红楼梦》两种英文译名中所含的文化因素。杨宪益、戴乃迭译为“A Dream of Red Mansions”，而David Hawks 和John Minford则译作“The Story of the Stone”。对同一本《红楼梦》的不同英文译名则体现出两位译者来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