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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张天翼作品中女性形象塑造叙事策略摘要:本文结合性别理论和叙事学的相关知识,对张天翼在塑造女性形象过程中所运用的叙事策略从四个角度进行了分析和论述。 关键词:张天翼 女性形象 叙事策略 中图分类号: I 206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672-1578(2009)5-0194-01 1 女性的边缘位置和话语权的缺失 法国思想家福柯认为,话语是权力的表现形式,它不仅是施展权力的工具,也是掌握权力的关键。权力为一种支配的力量,它影响控制着话语的运动。 话语权的缺失导致女性逐渐丧失在小说文本中的中心地位,而不断的走向边缘化。张天翼在塑造女性形象的小说文本,叙事视角多采用第三人称叙事,女性始终作为“被看”“被言说”的对象而存在,她们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不能表达自己真正的想法,她们的叙事声音被泯灭、被忽视,她们的本真存在状态被遮蔽、被涂抹。她们在文本中所处的被动的边缘性的位置使她们完全沦落为男性情感需要的道具和风景,成为情节发展和结构设置的一种摆设。男性掌握话语权,处于“看”的位置,支配着基本情节,掌握着主导情绪,同时,作为配角甚或点缀的女性被置于被审视的位置,她们的个人话语权被剥夺,张扬的是男性的感觉、心理和思想。 张天翼怜悯同情的女性形象多属于这种情况。她们是丈夫眼中的妻子、孩子眼中的母亲、仆人眼中的主人或者老鸨眼中的歌妓。她们不能以一个与男性平等的独立自由的人的形象出现,而只能成为男性的附庸。自觉承担家庭重担的杜韵南却尊奉处于堕落消沉状态的黄摩南为精神上的导师;表明平等独立的姑太太却坦然的接受七叔“生活归生活,思想归思想”的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学;革命新人王慧先在哥哥的眼中“是张白纸,要画什么,就可以画什么”;就连恋爱地点的选择,女主人公也不能做出决定,完全听从男性的安排。她们根本不亲自开口说话或者很少说话,女性本体的种种欲望处于黑暗的遮蔽状态,缺乏生存的根基和栖息的家园。这样就导致女性形象在小说文本中不断走向边缘化。她们就像失去水分和灵性的枯萎的水仙花,麻木的面对世事变幻和命运不公。由于张天翼笔下的女性形象普遍处于被垂怜、被选择的地位,因而显得单薄苍白。 2 女性被物化为男性的欲望对象 在张天翼的笔下,我们很难看到健康、独立、自信和张扬的女人。她们中的大部分都处于不健康的状态。一部分女人完全成为肉欲的象征,成为缺乏情感、丧失自尊的物,丧失了做人的操守和资格,被物化为供男人赏玩的欲望对象,从而完成从天使到恶魔的转变。她们或者在男人欲望的关照之下,成为诱人的白漂肉、茨实粉和没有蒸透的蒸鸡蛋(《笑》中的发新嫂、《脊背与奶子》中的任三嫂等);或者以发嘎的声音、突起的胸脯、软的象丁香一样的大腿成为男人眼中的奇品和绿色兴奋剂(《蜜味的夜》中金维利的女人蜜蜜);或者以自己的身体换取丈夫或父亲的政治利益(《砥柱》中黄宜庵的女儿贞妹子、《友谊》中的苏太太),从而成为男权社会中政治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在塑造这些物化的女性形象的时候,张天翼仅仅看重故事的前因后果和大致框架,忽视对女性心灵的描摹和情感的揭示,完全将女人看作一种情节设置的工具。她们美丽的肉体成为男人眼中为达到特定政治、经济、家族利益的工具,她们的灵魂遭受践踏,她们的人格被侮辱和蔑视,她们在男人欲望的眼光中默默的忍受着男权社会和世俗文化对她们造成的伤害。男人为满足自己的肉体欲望,为争得物化的女人,开辟一个个战场,设置一个个阴谋,女人在恶意的伤害和争斗中,已经遍体鳞伤。为了尽可能的保全自己,为了维护自己可怜的权利,一些女人不得不接受男权社会的法则,成为男权社会秩序的维护者,从而加上了“恶”的罪名,完成从天使到恶魔的转变。 3 对男性的反观 大约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女性主义学者将性别分解为自然性别(sex)与社会性别(gender)两部分,认为自然性别是与生俱来的生理性别,而社会性别则是后天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对男女两性的强制性设定,是有可能改变的。因而男女两性各自超越自己被强加的社会性别局限,克服对另一性的性别偏见而朝着两性互补合作的方向发展也是可能的。 张天翼在观看、审视女性的同时,也将更加冷峻、严酷的目光投射到他笔下的男性形象身上。所不同的是,这样的审视是直达心灵的。在这双眼睛的关照下,男女之间形成相互对照、相互阐释的两个群体。女性的美丽和善良衬托出男性的丑陋和卑鄙;女性的宽容和豁达彰显男性的卑微和龌龊;女性勇于承担责任的勇气和责任心显现出男性的不负责任和胆怯懦弱;女性孤傲独立的品行、冰清玉洁的人格更显现出男性群体的肮脏!男性在一个个平凡女子的面前哑然失声、黯然失色。当然作者并非对他笔下的所有女性都持完全赞同的态度,但是他对男性的态度则完全是批判、讽刺和否定的。 4 女性的悲剧结局 张天翼的创作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