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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与功能：校企合作制度构建研究 　　摘 要：作为一种“游戏规则”，有效制度能够提高效率，减少不确定性。现代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是基于多重制度逻辑的合作，涉及政府、学校、行业、企业等行为主体。基于不同的逻辑，各主体会产生不同的具体行为，其中，不乏有阻碍校企合作深层发展的行为，如“搭便车”现象。由此，构建现代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制度势在必行。构建有效校企合作制度的现实逻辑前提便是能够理性认识其质的规定性，包括内在规定性与外在规定性。质的内在规定性取决于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与作用，即其结构；质的外在规定性取决于系统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即功能。因此，认识校企合作制度的关键在于其结构与功能。 　　关键词：结构；功能；校企合作制度；构建 　　作者简介：吴学仕（1984-），男，山东潍坊人，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江西科技师范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职业技术教育原理。 　　基金项目：2014年江西科技师范大学职业教育研究院专项课题“职业教育经济贡献率研究――以江西省为例”，主持人：吴学仕；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职业教育经济贡献率研究――以江西省为例”（编号：15JY13），主持人：吴学仕。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6）30-0035-04 　　校企合作制度是现代职业教育制度的核心内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中明确指出：“调动行业、企业的积极性，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制定促进校企合作的办学法规，推进校企合作制度化。”[1]《纲要》的内容为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然而，目前，制约校企合作深层发展的瓶颈未必如某些研究者所言――校企合作制度缺失使然，我??认为这与对校企合作制度，包括其结构、功能、应然要求、各利益相关者定位等基础内容，理性认识相关性更大。更重要的是，理性认识制度与校企合作制度是完善校企合作制度的逻辑前提。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顺利实现校企合作制度化过程。钱学森指出：“系统科学辩证法实是我所说的从系统科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桥梁――系统论的一部分。我看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结构与功能的辩证关系。”[2]因此，为了进一步深化对校企合作制度的理性认识，也为了构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制度框架的实践需要。本文试对校企合作制度的结构与功能做初步性探索。 　　一、概念界定 　　本研究中涉及三个重要基础概念：制度、结构与功能。在深入探讨之前，分别界定如下： 　　（一）制度 　　1.强调制度的制约性。经济学家，尤其是经济史学家，他们尤其注重制度的制约与规制功能。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对制度进行定义时，就归纳了其特征：“制度完全类似于竞技体育运动中的比赛规则，也就是说，他们包括正式的、书面的规则，以及通常是非书面的行为律令，对正式规则起着基础与补充作用……如果运动员违反正式的规则与非正式的律令就会被制裁与惩罚。因此，制度运行的实质内容之一，就是确保违反规则与律令会付出沉重的代价，以及受到严厉的惩罚。”[3] 　　2.强调制度的规范性。关于制度理解的第二大阵营就是规范性观点。其实，大多数早期社会学家――从涂尔干到帕森斯再到赛尔兹尼克――都持有这种观点。其中较具有代表性的是马奇和奥尔森的制度概念：“在科层制与组织研究中存在一个共同的假设：组织会遵守规则，组织中很多行为是由标准的运行程序所规定的……我们在政治组织中所观察到的行为，都反映了人们做他们被假设要做的那些事情的习惯性方式。”“行为受文化和社会规范的制约和支配已经是经验社会科学中的常识，尽管自我利益浸透于政治之中，但行动更多的是基于发现合乎规范的行为，而较少建立在对其他选择的回报的精心计算上。因此，像其他行为一样，政治行为可以用职责、义务、角色、规则等术语来描述。”[4] 　　3.强调制度的文化性观点。持有该制度概念的学者认为制度的文化性元素构成了关于社会实在性质的共同理解，以及构建意义的认知框架。这类制度主义者主要包括格尔兹、道格拉斯等人类学专家，伯格、戈夫曼和迈耶等社会学家等。伯格与汉斯弗里德?凯尔纳指出：“事实上，任何人类制度都是意义的沉淀，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都是意义的结晶化和客观化。”再如，道格拉斯指出，我们应该“视文化为认知的容器，在这种文化容器中，各种社会收益得以界定、分类、主张、谈判，并以斗争来解决。”[5]该观点强调了以社会为中介的共同意义框架，对于理解制度内涵具有非重要要的意义。 　　以上内容我们对制度概念进行了归类与分析，在此本研究对制度做一个综合性的定义，即“制度包括为社会生活提供稳定性和意义的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要素，以及相关的活动与资源。”[6]基于此上位概念，我们可以对制度下位概念――校企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