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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方文论史课程教学的知识类型 　　[摘 要] 西方文论史课程的知识对象以往限于“编年史”或“思潮史”的存在状况，使知识内容过于庞杂而难于掌握。本文在主要文学观念或“知识型”层面，提出了西方文论史知识类型“五分法”问题，即模仿说、实用说、表现说、客观说、接受说。这种分类法将对西方文论史知识进一步整合与优化，化繁为简，起到有效传达知识和提高教学效果与学习兴趣的目的。 　　[关键词] 西方文论史；教学改革；知识类型；五分法；模仿说、实用说、表现说、客观说、接受说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2549（2017） 02-0104-04 　　西方文论史是高校中文专业高年级的专业课程，对于建构大学生合理的专业知识结构具有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它把学生的一般概论性质的学习推向了具有理论史思想深度的学习，把学生分散性的学习推向系统性的知识整合式的学习，把学生基于一种思维认知结构模式下的静态学习推向了多种思维认知结构模式下的动态学习，因此，在中文等文科专业教学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提出一种超越思潮的新的知识分类法，把从古希腊到后现代的西方文论史课程知识划分为五个阶段，即模仿说阶段、实用说阶段、表现说阶段、客观说阶段、接受说阶段。新的分类法将有效降低西方文论史初学者的学习难度，化繁为简，从而有助于学生从总体上把握西方文论史的阶段性特征和学理性脉络演进，并激发学生对该课程的学习兴趣。 　　一 “模仿说”阶段 　　模仿说的主导时间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模仿说作为一种理论范式，它并没有像想象的那么长久，这一发现只有将近19世纪的时候才被人们认识与发现，“许多英国批评家在19世纪将近时开始认真地研究了模仿概念，结果发现（与亚里士多德的见解相反），由于媒介的差异，在诸多艺术种类里，除了极少数以外大部分都不是任何严格意义上的模仿”。[1]通过学者们的研究，把模仿说之后的转变时间，确立在16世纪文艺复兴之后，“文艺复兴以后，批评家们几乎个个都赞扬并附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他们其实并不是出于真心。兴趣的焦点早己转移”。[2]这就是说，模仿说理论范式时间大致在古希腊到文艺复兴这个历史阶段。之后，虽然还谈到模仿，但是，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 　　这种理论认为文艺本质上是对外在世界的摹仿，世界是艺术的绝对本源。赫拉克利特最早提出艺术模仿自然的思想，他说：“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而不是由联合同类的东西。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摹仿自然。”[3]之后德谟克利特从他的“原子流射”说出发，指出艺术是对自然的模仿，“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歌唱。”[4]这些都是早期朴素的模仿说理论。 　　在柏拉图那里，“理式”是先于世界存在的，超时空、非物质、自本自根、永恒不灭的宇宙“本体”，“理式”是“真美善”统一的“神”，是现世界的“本源”和“正本”，距离“理式”越远的事物，分享的理式就越少，自身的完善程度就越差，就越难向“理式”世界返还。“理式”思想落实到现实政治，就是他的“理想国”构想，落实到艺术，就是“灵魂回忆”说。在《斐德若》篇柏拉图提出“灵魂回忆”说，认为人在降生之前，灵魂栖息在“理式”世界自由而有知，进入肉体后就失去了自由，原来的知识也都忘了，要想重新获得自由和知识，只能摆脱物质的束缚，努力回忆“理式”世界所拥有的知识，这个回忆过程是由低到高的渐进过程，即先从外在形式的美，进入到心灵的美，再遍及到行为制度的美，再上升到学问知识的美，直到美的本体。 　　亚里士多德看重能够对事物发生实际效果的“四因”。“四因”包括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质料是“事物所由形成的原料”，[5]形式是“对象之概念性的本质”，[6]动力是形成事物的驱动力量，目的是一具体事物追求或迫向的目标。亚里士多德认为，后三者原因属于同一种类，“形式”是对“质料”的塑形，它本身即是动力，也是目的，因此“四因”也就变成了“两因”，即“形式因”中包含了动力因和目的因。从这一哲学认识出发，他认为事物的存在、发展动力和目的就在事物本身，而无需向外在寻找原因。与此相应，诗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它比历史更富有哲学意味，因为，诗人可以凭借创造能力，“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率或必然率可能发生的事。”[7]而不是像历史一样描写已经发生的事。 　　古罗马时期文艺思想并没有超越古希腊，更多的是在形式上对古希腊文艺思想作了丰富、发展，从而使古希腊奠定的文艺本体论思想在形式上表述的更加清晰了，贺拉斯的“合式”思想是突出代表。“合式”是理性与技巧的统一，体现在作品中就是构成有机统一的艺术整体，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题材的选择、性格的描写、情节的展开和语言、格律等表现形式方面都要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