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胞教我们的生死观.doc

细胞教我们的生死观作者简介 Haider Javed Warraich：美国杜克大学心血管医学研究员、《现代死亡: 医学如何改变临终》一书作者 编译 李薇濛 编辑 丁林作为一个医生，我有时会在临终患者的房间里送他们最后一程。患者的家人们会围在病床旁，每个人都看着我，等着我说些什么。这些人的人生阅历都比我丰富许多(我常是病房里岁数最小的)，但他们却对死亡一无所知。 比起消防员、警察或军人，医生这个职业见证着更多的死亡。但医生们通常认为，死亡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概念——它是待办清单上的方框，图表中的数据，或者临床试验的结果。对医生来说，死亡是世俗的、枯燥的、单调的，而且与医学中的很多概念不同，死亡是极端二元化(非此即彼)的。因此，医生会把死亡当作一种概念或过程看待，而不是常人眼中的一种现实或人生“终点”。 医学的进步，改变了人类临终 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始终在寻找一个复杂问题的终极答案——什么才是“好的死亡”? 在我们的祖先看来，暴力事件或传染病导致的死亡总是突如其来，无法预测。到了现代，医学的进步催生了一个崭新的生命阶段，称为“临终”。处于这一阶段的患者由于无法治愈的终末期疾病，需要在疗养院里看护——其实直到不久的过去，我们才发展出这样的生命形态。 20世纪，人类历史见证了死亡概念的巨大发展和变化。生物医学的进步不仅改变了生态学、流行病学和死亡经济学，甚至也在最抽象的意义上改变了死亡的内在含义。如今，生与死的界限不仅没有变得清晰，反而更加模糊。如果不进行成套的实验，我们甚至都不能确定一个人是死是活——现代医学所产生的生命维持技术，几乎能让我们的躯体永远生存下去。 ▲生存还是毁灭？如今这是个“技术问题” 很多人认为，能够“自然地”离开这个世界，不失为一种好的终结(善终)。如果要描绘一场“自然死亡”，我们应该会想象一位年迈的老人躺在家里的病床上，气息奄奄、眼神涣散。眼含泪水的爱人、子女围坐床前，紧紧握住他/她的手，直到病人的最后一口气咽下，永远告别自己深爱的世界——这是文学作品中万年不变的写作套路。法国死亡学与社会史专家阿利叶(Philippe Ariès)在其所著的《从中世纪到现代，西方人对于死亡的态度》一书中写到，临终告别的场景“是由病人自己组织策划的。他主持了这场活动，他知晓活动应有的礼仪”，死亡是一次公开的仪式，“父母、亲友、邻居都必须到场”。 虽然现代文学和流行文化依然很热衷于描述这样辉煌壮丽的死亡场景，但它们最好还是老实待在虚构世界里。文学家的“自然死亡”场景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它描绘的是在现代生命维持技术出现之前人们的死亡情景，它仅仅是对那个年代的社会和科学背景的反映。 当今社会中，技术已经占领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对于各种“自然”的渴求，反映在对自然分娩、自由旅行和绿色食品的需求不断增加的趋势上。人们对于“自然”的渴求，同时反映出对技术的明确反抗。 当人们表现出“自然死亡”的愿望时，他们其实在暗示：让生命的最后阶段尽量少些技术的陪伴。医生们也默契地沿用了这种说法，当他们想暗示家属，更多的治疗可能已经徒劳无功时，他们会劝说家人“让一切顺其自然吧”。 人们对于医疗技术的看法，主要基于它们所达到的结果。如果通过使用药物、设备或进行医疗程序成功避免了患者的死亡，技术就成了人们眼中的“奇迹”;反之，如果死亡还是无可挽回地发生了，家属就会认为技术的介入让死亡变得“不体面”了。 综上所述，是否“自然”地死去，是人们眼中对“善终”的评判准绳。 细胞层面的生死循环 或许我们需要观察一些更为基本的事物，才能理解到：如果把死亡从社会的语境中剥离开来，它会呈现什么样的本质。或许这个问题的最终答案，我们在构成所有生物体(包括人类在内)生命基础的小小细胞中就能观察到。 每周四上午，我所在的医疗团队都要占据心脏移植手术室里前排的席位，见证显微镜头下史诗般的战争。巨大的屏幕上显示着一幅幅静态图像，图中是从刚做过移植的患者心脏上剥离的小块组织。这些组织细胞呈粉红色，被不同数量的蓝色免疫细胞所包围、攻击。 蓝色细胞的数量越多，就愈加狼吞虎咽地啃食粉色细胞，也更清楚地告诉主治医生：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正在排斥外来的移植心脏。 这些图像描绘了生与死在极细微尺度上的一场较量。它们是如此美丽，我甚至幻想过把它们裱起来挂在家里。但是，我对这些细胞研究得越深，就越清晰地认识到：它们或许能解答当今时代最难以回答的一个问题。 生命在最基础的细胞层面的生死事件，比个体层面的生死更复杂、更加动态，也更平衡——我们把它看作一个二元方程。我们的一呼一吸间，体内有的细胞分裂出了新的生命，有的细胞则收到死亡的信息。所以，即使作为个体的我们活着，身体内也总有一部分在不断死去。虽然科学家了解细胞的分裂、诞生过程已经百年有余，但是直到不久以前，我们才揭晓了细胞的死亡过程——细胞有三种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