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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迁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实证分析［内容摘要］伴随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分化日益突出,而制度变迁差异是地区间经济增长差异的主要因素之一。本文以经济体制变迁和产权制度变迁为样本,利用1978―2003年间28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模型并对模型估计检验,证明了这一论点,并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关键词］经济增长；制度变迁；区域差异 作者简介：高 萍，女，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武汉 430070?西南财经大学博士后流动站，成都 610074?孙群力，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信息学院，副教授，武汉 430074? 自1978 年开始制度转型以来,中国的总体经济增长水平不断提升,但同时,地区经济增长出现非均衡发展,地区间的差距呈现扩大趋势,表现在沿海和内地、东部与中西部的差距拉大。本文拟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从产权制度进程和体制变迁这两个层面来论证制度因素是中国制度转型时期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 一、理论分析:制度转型和经济增长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曾经认为，一个地区(国家) 的经济增长基本上取决于要素投入，从而资本、劳动和技术等生产要素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因此，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制度给定的理论假设来分析经济增长的事实。新增长理论的经验研究表明，“制度”是重要的，而且其作用也可以被模型化。[1]新制度经济学家最初从交易费用的角度提出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Coase,1937）。[2］(386-405)诺思从产权的角度研究了产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North,1990）。[3]此外，研究者还从制度变迁、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经济制度等方面来进行了探讨。[4] 在经济转型时期，制度变迁一方面通过经济增长制度结构的改变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形成,从而使资本、劳动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规模不断增长并使其潜能得以更大程度的发挥；另一方面,制度转型通过改变要素的激励机制而不断提高生产要素的效率,从而制度变迁引致的激励机制的改进也就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制度成为经济增长的一种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其他因素的投资及其效率。并且，在缺乏有效制度的领域或地区,或者当一个国家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时期,制度的效率是最高的。因此,研究中国制度转型以来的经济增长问题,必须把制度因素作为一个内生变量加以考察。然而，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制度环境和制度结构是非均质的，在渐进式制度变迁方式下,不仅存在制度转型进程的区际差异、而且还存在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的区际差异。因此，要完整地解释制度转型时期的区际经济非均衡增长,就必须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引入制度因素,建立新的分析框架来研究中国转型时期的区际非均衡增长问题。 二、制度要素的指标选取 为了阐明制度因素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首先需要确定制度因素的度量指标。本文主要分析的是正式制度。由于中国的制度变迁主要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本文将经济体制变迁作为一个制度变量。产权制度是制度集合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制度。因此，本文分析的第二个变量是产权制度变迁。基于此，本文主要考虑了正式制度中的两个变量，即经济体制和产权制度。由于制度包含的内容极其丰富，正式制度涉及到方方面面，而本文采用的方法是面板数据分析方法，每一个变量都涉及到大量的时间序列数据和截面数据，因此，在选择制度变量时，既要考虑到变量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又要考虑到数据获取的可行性。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本文用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代表体制变迁，表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需要说明的是，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这一指标通常又代表一个国家的政府规模，且存在着一个反映财政支出规模发展变化一般趋势的“瓦格纳法则”，即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也相应随之提高。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正处于发展中而且经济体制处于转轨时期中的国家，财政支出规模的发展趋势以及合理的财政支出规模水平，目前仍处在调整和探索之中。中国从改革开放开始到1996年，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一路下滑，直到1997年才开始回升。因此，财政支出占GDP比例所代表的这一指标在1996年以前对GDP的增长有着负的影响，代表着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的程度。而1997年以后，由于区域制度变迁的差异，在不同地区可能有不同的含义。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变迁已基本完成的地区来说，它不代表经济体制变迁程度。而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变迁还没有完成的地区，则仍然代表经济体制变迁程度。所以1997年以后，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产权制度的变迁集中表现为产权结构由国有经济为主向多种所有制结构转变。由于国家统计局没有统计各种经济类型的GDP比重，本文用非国有经济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近似地代表产权制度的变迁。这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