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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困境及对策摘要：今年以来，我国重特大安全事故屡屡发生，相关的责任人也受到了党纪政纪和国法的惩处，为何此类事故屡屡发生，为何对官员进行惩戒的行政问责效果不佳，本文分析了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出现困境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 关键词：行政问责制；问责人主体；党政不分；引咎辞职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6-4117（2008）33（c）-0091-02 今年以来，我国重特大安全事故频频发生，不仅给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带来了重大损失，还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10月7日通报说，今年全国共发生特大事故9起，死亡人数618人。 此外，最近爆发的三鹿奶粉事件，涉及范围之广，危害之严重，更是引起全国各界甚至国外媒体广泛关注，针对这些特大事故所暴露出来的某些行业领导和地方政府在监督、监管上的不力举措，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绝不姑息，迅速处理了相关的责任人。如山西省省长孟学农，副省长张建民由于临汾市襄汾县溃坝事故分别引咎辞职和被免职，临汾市市长刘志杰被免职，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市长冀纯堂因对三鹿牌奶粉事件负有领导责任和直接责任被免职。登封市9.21发生重大煤矿与瓦斯突出事故后，登封市委书记张学军被党内警告处分，吴福民被免去市长职务，副市长张宏伟被建议免职。一时间，追责风暴再次刮起！许多相关责任人纷纷受到了党纪、政纪，甚至是国法的制裁。 行政问责制是现代政府强化和明确责任，改善政府管理，建设责任政府的本质要求，也是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保证，是对政府不能有效行使职能依法进行责任追究的制度。关于行政问责，早在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曾指出，政府应该“各负其责，决不能互相推诿。失职者要追究责任”。而我国最早对政府行为进行追究也是在1980年，当时“渤海二号”发生沉船事故，时任副总理康世恩受到记大过处分，这也是我国行政问责处理的最高级别官员。行政问责再次引起广泛关注是在2003年的抗击非典时期，由于时任卫生部部长的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的孟学农对疫情隐瞒不报和抗击不力而被率先查处。随后在短短一年多时间，中石油集团及北京密云、吉林省吉林市、浙江海宁等地的一大批官员，又先后因重大责任事故而“下课”或遭严厉处分。“问责风暴”开始在中国政坛掀起。 我国自推行“行政问责制”以来，受到处分的官员数目并不算少，有的级别也相当高，应该对后继者产生一定的警戒作用，但遗憾的是，类似的重特大事故并没有得以减少，特别是今年更是频频发生。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对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效果产生怀疑。通过对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分析，我认为存在下列问题，是导致问责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 一 行政问责制效果不佳的原因分析 （一）问责人主体缺失。据对2002――2006年我国被问责的官员进行统计，官员问责制发起者大部分来自于上级机关，见图表 资料来源：宋涛《中国官员问责发展实证研究》 从上表可以看出，问责事件发起者来自于上级党委和政府部门的共有59件，占总数量的80.8%，而作为同级政府监督机构的人大却没有成为问责事件的主要发起者。据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修正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我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我国和地方最高的权力机构，享有对政府官员的监督权，任免权和重大事项的决定权。因此，行政问责制的主体理应由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来担任。此外，人大代表来自地方基层，对发生在地方的事件真相比较了解，在事件中他们应该具有较权威的话语权，所以，各级人大应该充分发挥其问责主体的作用，依法行使其对政府行为的监督权。但现实生活中，各级人大（尤其是地方人大）在一些重特大事故中却是集体失语，我们根本看不到其作为监督者的身影，无疑，人大的监督作用遭到了弱化。为何人大的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也许可以从考察人大代表的来源中找到答案。据来自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署名李海林《从人大代表之构成，看监督官员之不成》的文章披露，北京市58名参加全国人大十一次会议的代表中，行政官员和事业单位领导34名，占总数的59 %，基层教授、科学家、艺术家、运动员、普通劳动者，共计15人，仅占26%。另据人民网署名高木的文章称，“山东省泰安市全国人大代表的构成中，市委副书记、市长、矿业集团董事长、宗教局副局长、农业大学校长、医学院副院长、科技大学系统工程研究所所长、有限公司董事长等中上阶层拥有了80％的代表名额，而占人口总数80％以上的广大工农及贫困人口阶层，却不拥有一个代表名额。”此外，从有关资料对十届人大代表构成所做的统计来看，我们也印证了上文所述，“十届全国人大2985名代表中，生产一线职工只有44名，占总数的1.47%”，“而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