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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管理及制度更新探索摘要: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党政一体化领导体制与时代发展之间的脱节等原因,在政治世界大于经济世界的区域内,干部与群众关系对立现象严重。吕日周在自己担任“一把手”的长治开展了一场执政方式的探索,并对原先制度进行了一定修正,为增强威权政治合法性来发动官员进行制度重新设计中的政治管理因素对“有效的管理者”向“成功的管理者”转变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威权政治;合法性;制度;权力 中图分类号:C93-0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9-9166(2009)014(c)-0006-01 在改革开放之后,当市场经济盛行将独立自主的人格“强加”给懵懂的社会成员后,人们的主体意识在实现由身份到契约的转化中得到发展,与之同步发展,人们的功利观随之而发生变化,使人们有可能通过独立的理性思维自主地赋予政治以新的价值和意义。一、长治实践实质分析 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从2000年3月到2003年1月,长治市市委书记吕日周在这个落后的地方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革风暴。从原生意义上来说,制度的基本功能是节约交易费用,降低社会成本。宪法和法律构成了正式的制度,价值和习惯则是非正式制度的基本因素。笔者认为,长治实践的实质在于:一个精英人物在一个异化的制度空间内,试图利用这个制度所赋予的合法权力并运用政治管理来吸收政治环境中的各种合法权力来源,从而构建并且壮大以精英人物为中心的权威来挑战既成制度的潜在规则,以强势权力来承受就制度抵制之重,拓宽制度瓶颈,重塑治理制度。任何变革都源于精英人物,吕日周在山西长治的探索属诱致性制度变迁,即,先行制度安排的变更与替代,或者上新秩序安排的创造是由个人或者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的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在这场历时三年的制度扬弃中,吕日周扮演了一个有良心的主政者的角色,他在既定的制度场中利用上级组织和制度赋予的权力资源,充分推行政治管理,一直想用一种强力高压举措来发动起他数量达到几万人的下属,集中配置资源,希望在短时间内改变这个拥有300万人口的落后城市的面貌。 二、威权政治合法性与政治管理 “作为一个公共管理者的效用来源于两方面:其一是对政治以及政治过程的解读能力;其二是在一定政治氛围中管理公共计划的能力。”[1]当一个公共主体进行社会治理时,需要一种解读政治的能力,即政治管理,这对管理者来说是必需的,否则尽管管理者有满腔抱负,却无法施展。政治领域总是以权威的存在为前提的,权威要求服从,而权威的存在则依赖于权威行为体所拥有的软权力和硬权力的强势地位。简言之,权力就是支配他人干某事或者不干某事的能力,而其根本在于权威政治合法性地位的维持。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而合法性的缺失意味着不可能通过行政手段将规范结构维持或者建立在所要求的范围上。吕日周在扬弃原有异化制度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实践变革框架,并尽力使其制度化、合法化,同时又从各个方面来汲取权力源泉来充实这一合法性。敢于或者是灵巧地将中央文件和上级精神予以矫正,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将中央文件纳入到长治市的实际情况中,从而拥有了“尚方宝剑”,增强了其权威性和合法性基础;从文书中汲取对于自己有利资源,力图争取那些超出自己权限范围内的有关力量的支持;由此,吕可以充分地将个人置身于“主义”之争之外,或者对“主义”等敏感问题进行冷处理,而关注于问题干预的事件解决。权力获得的途径之一是,为公众提供在别处不能轻易获得的服务这些提供的利益会产生一种相互的依赖性,这使服务提供者产生一种权力。吕日周作为一把手,在长治“带头、带领、带动”,深入百姓中调研,解决百姓的实质问题,这使公众充分体会到了“一把手”拥有赋予他们利益的能力,拥有向他们提供服务的能力,从而必然对吕日周充满信任,缩短了干部与群众间的心理距离,吕的“道德权威”在长治也逐渐确立,其威权政治合法性也不断增强。总之,从本次探索来看,吕日周比其在原平县时候显得更加老练和熟稔,在处理各种政务关系方面更加注重结果的实现和技术方面的统一结合。“光当清官,解决不了中国的现实问题,所以注定了他(笔者注:《新星》中的主人公李向南)的改革是以悲剧收场。”[2]有效的管理者并不是最成功的管理者:天天围绕着问题转的人――有效的管理者在升迁和承担更大责任方面比不上天天围绕着领导转的人――成功的管理者。最成功的管理者是将有效的管理和成功的管理集于一身,将政治管理放在重要位置。 三、尾声之辩 现在公共管理的最大问题在于政府回应社会的能力和社会对政府的期望之间的巨大罅隙。如何来弥补这个罅隙,如何提高效能、回应性和责任性,对拥有公共权力的行为主体来说是关系其合法性统治的根本所在。在重构制度和推行公共管理为民服务过程中会遇到既得利益者的强大阻击,如何减少阻击,如何发动相关利益者,这就对公共管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