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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主义、价格诚信及制度安排［内容摘要］价格失信行为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性中的机会主义倾向，而机会主义行为得以实施必需两个条件：第一，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前提是信息不对称。现实社会中，信息是不对称的，一般说，卖方比买方具有更多关于商品价格方面的信息，卖方就可能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欺骗买方；第二，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动机在失信收益大于失信成本。所以，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消解机会主义产生的前提――信息不对称、抑制机会主义产生的动机――较高的收益预期，是减少和杜绝价格失信的关键。 ［关键词］机会主义；价格诚信；制度安排 作者简介：陈文泽(1965―)，女，四川大学政治学院(成都，610064)，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李蓉军(1962―)，女，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成都，610064)，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制度经济学在对人的行为假定中，一个最基本的假定就是人的行为的机会主义倾向。所谓机会主义倾向是指人具有随机应变、投机取巧、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的行为倾向，用经济学术语来表述，就是指在非均衡市场上，人们追求利益内在、成本外化的逃避经济责任的行为。威廉姆森认为：“机会主义是指信息的不完整地或者受到歪曲地透露，尤其是指在造成信息方面的误导、歪曲、掩盖、搅乱或混淆的蓄意行为。”［１］(34) 价格失信行为（价格欺诈、虚假标价等）就是这种机会主义行为。机会主义行为增加了市场交易的复杂性，不仅增加交易成本，影响市场效率，而且破坏市场秩序，使市场经济原有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受到限制，市场可能出现无序状态。 机会主义行为之所以产生，原因有二：第一，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前提是信息不对称。现实社会中买方和卖方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作为信息优势方的卖方，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时，就可能利用其信息优势而实行机会主义行为；第二，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动机是成本收益比。任何理性经济人都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经济人”的决策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成本收益比。经济主体是否守信，当然依赖于其道德品质，但更主要的是取决于在既有的制度框架下对自己成本收益的理性预期。所以，要使市场有效率地、和谐有序地运行，必须进行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 制度的产生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为了克服人性的弱点和市场的不足。制度是通过一系列规则界定人们的选择空间，约束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约束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为诚信创造条件。诺思在其代表作《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说，“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它包括人类用来决定人们相互关系的任何形式的制约”,并且“通过向人们提供一个日常生活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它们是为人类发生相互关系所提供的框架”,并以此“确定和限制人们的选择集合”。他认为：“制度制约既包括对人们所从事的某些活动予以禁止的方面,有时也包括允许人们在怎样的条件下可以从事某些活动的方面。因此,正如这里所定义的,它们是为了人类发生相互关系所提供的框架。它们完全类似于一个竞争性的运动队中的游戏规则。”［２］ 既然价格失信这种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前提是信息不对称，产生的动机是成本收益比。所以，营造价格诚信的市场环境有两个路径：一是消解机会主义产生的条件――信息不对称；二是抑制机会主义产生的动机――成本收益比。这需要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来实现。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减少或杜绝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前提，扼杀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动机。 一、改变买方卖方信息不对称的制度安排 价格欺诈等机会主义行为之所以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可以按时间分为事前非对称和事后非对称。“事前非对称信息”可以使当事人隐瞒关于自己的“私人信息”（Private Information,即有些信息只有当事人一方知道，另一方不知道），并可能通过提供不真实的信息来追求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从而导致“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亦称“签约前的机会主义”（PrecontractualOpportunism）。譬如，价格失信中的虚假标价，就是卖方隐瞒自己所拥有的关于商品的成本、品名、产地、质地、等级等“私人信息”；“事后的非对称信息”, 即签约时双方都了解有关信息，但签约后有一方可以利用对方不了解的签约后的信息优势，做出与另一方利益相悖的行动，给对方带来损失。在信息经济学中，这类失信称为“道德风险”（Moral Hazard），亦称“签约后机会主义”（PostcontractualOpportunism）。［３］譬如，在价格失信行为中，卖方故意“模糊标价”，使用模棱两可的语言、文字、图片、计量单位和故意含糊标示隐蔽附加条件等，不履行价格承诺。 防止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价格机会主义行为，重点在于建立“价格信号传递机制”，尽量使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