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中国翻译理论世界化趋势.doc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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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中国翻译理论世界化趋势

浅议中国翻译理论世界化趋势摘 要: 中国的翻译理论在当今的世界无疑处于边缘地位。西方中心主义已对我们的理论研究构成了很大的障碍,并反过来促使我们的理论研究在世界翻译理论研究中更加边缘化,使中西翻译理论的交流和相互影响更加不平衡。我们必须注意理论上的创新,主动向西方介绍我们的传统和成就,逐渐向中心的位置移动。 关键词: 中国翻译理论 世界化 西方翻译理论 从20世纪以来,西方的翻译研究出现了三个大的突破,表现为从“怎么译”深入到翻译行为本身的深层探究;从文本到译文发起者、翻译文本的操作者和接受者的研究;将翻译置于“宏大的跨文化和跨学科的语境中去审视”。也就是说,“翻译不再被看作是一个简单的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行为,而是译入语社会中的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而译文则是译者在译入语社会中诸多因素作用下的结果,在译入语社会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乃至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有时是举足轻重的角色”。 作为研究翻译这样一种与文化交流联系最紧密的文化活动的学术研究,翻译理论研究对上述问题却反应不甚敏感。尽管近年来中西比较翻译学的话题不断有人提起,但真正系统的中西翻译理论比较研究才刚刚起步;对中西译论交流的研究还不多见;对于二十一世纪中国译论发展的方向和目标也缺乏必要的探讨。中国的翻译理论如何摆脱当前在国际上的边缘地位,如何把我们的理论建设成有世界影响的理论,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理论的“输出”和“输入”有无必要保持,要对这些中国翻译理论研究必须解决的问题作出满意的回答,我们必须对译论研究的现状及其成因有正确的认识,才能谋划出我们美好的未来。 一、中国翻译理论界的现状:西方翻译理论居于统治地位 当前翻译理论研究中对文化因素的研究逐渐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但这多是从文化因素在翻译过程及其前后所发生的作用着眼的。人们在译介西方翻译理论、利用西方现代翻译理论给我们带来的种种便利进行理论研究的时候,对于中西翻译理论交流中的不平衡现象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对翻译理论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缺乏认真的思考。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的翻译理论对西方却罕有影响。在西方汗牛充栋的翻译理论著作中,很难见到中国的影响。西方学者在进行翻译理论研究时,极少会想到与中国的翻译理论相参照,即使是研究与汉语相关的翻译实践时,也是如此。Gentzler在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一书中有“The Fu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一章,对未来翻译理论研究进行预测,但对中国的译论只字未提(Gentzler,1993)。对于中国的翻译理论,西方还是很隔膜的。中国的翻译理论在西方所受的待遇和其他非西方的翻译理论并无二致。 因此,我们面对的现实就是:在中西方的交流中,翻译理论东来的要比西去的多得多,在世界范围的翻译理论研究中,我们的声音非常微弱,处在边缘的地位。西方中心主义成了中国翻译理论研究领域不争的事实。 二、现状成因的分析:三大误区 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国内翻译界在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上存在以下几个误区:第一个误区是把对“怎么译”的研究误认为是翻译研究的全部。中国传统译论“因循本旨”、“不加文饰”、“依实出华”、“五失本”、“三不易”到“信达雅”、“神似”、“化境”,几乎都是围绕“怎么译”这三个字展开的。对翻译技巧的研究与探讨,对翻译经验的总结固然重要,但这些不是翻译理论研究的全部。翻译技巧的探讨与翻译经验的总结必须上升到理论层面,必须超越“狭隘的单纯语言转换层面”,而从“文化层面上去审视翻译、研究翻译”。 第二个误区是对翻译理论持实用主义的态度,片面强调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随着学科的发展与成熟,学科分工必然“日益精细”,必然会出现主要从事或专门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员。应该鼓励有兴趣、有抱负的学者从事翻译的理论研究,特别是纯理论的研究。霍姆斯(J.Holmes)就曾指出,翻译研究可分为纯翻译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翻译理论的功能除了指导具体的翻译实践之外,还具有描述翻译现象、解释和揭示翻译的规律和本质、预测翻译可能性的功能。谢天振教授认为,既然翻译研究要成为一门学科,我们就不能仅限于形而下的“术”的讨论,必须重视形而上的抽象,也就是关注翻译研究“学”的层面。 第三个误区是国内翻译界习惯强调“中国特色”而忽视翻译理论的“共通性”和普遍规律。翻译既然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交流活动,必然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西方翻译研究近年来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是探索翻译规范(translational norms)和翻译普遍性(translational universals)。坚持“中国特色”显然有悖于世界翻译研究这个学术共同体的发展趋势。正如谢天振教授所指出的,片面强调“中国特色”可能“导致拒绝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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