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docVIP

　　抗战期间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 金卫星，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从1931年9月日本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美国基于自身的远东战略利益，其对华政策先后经历了在中日之间保持谨慎中立（1931—1938）、援华制日（1938—1941）、与中国结盟并使中国成为大国（1941—1945）三个演变阶段。 在中日之间保持谨慎中立阶段（1931—1938） 1931年9月日本在华发动“九一八”事变，破坏了仇国公约》所规定的“尊重中国的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完整”的门户开放原则。美国当时坚持孤立主义外交传统，对日本在中国的侵略采取谨慎中立政策，这一政策持续到1938年10月武汉会战前。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一面依赖国联主持公道，一面向美国通报情况，要求其援引1928年与法国发起签署的《非战公约》制止日本侵略。但美国政府却“不想急于作出明确的结论，或者说不想采取一定的立场”[1]。9月24日，史汀生国务卿向中、日两国政府发布同文照会，要求双方保持克制，避免新的敌对行动，采用非暴力手段解决争端，实现国际法和国际条约的要求。对日本公然违背国际法和国际公约，却未置一词。至1932年1月7日，日军占领锦州，整个辽西全部沦陷，史汀生才向中、日发布第二份同文照会，宣布不承认“中、日两国政府或其代理人之间缔结的可能有损美国或其在华侨民的条约权利的任何条约和协定”。表达了对美国在华条约权益的关切，而对中日双方仍保持谨慎中立。 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全面侵华，中国开始全民族抗战。7月1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声明，笼统地宣称： “世界上任何严重敌对行动，无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美国的利益、权力或义务”，主张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国际争端。美国国务院在对中日战争发表意见时，也声称中日双方应对战争负“共同责任”。其谨慎中立的态度客观上对日本的侵略形同偏袒。 9月28日，在国民政府外交努力下，国联大会通过决议，宣布“对于日本飞机在中国不设防之城市从事空中轰炸一事，予以紧急之考虑，并严正地予以谴责”。10月5日，罗斯福总统也发表演说，主张“爱好和平的国家……一致努力反对违反条约和无视人性的行为”，要像“防疫隔离”一样隔离侵略者，阻止“无法无天的流行症”蔓延，保障国际社会健康。这是美国第一次就中国问题明确表态。蒋介石10月7日对美联社记者发表谈话称：“今美总统已发表其伟论，对于人权与和平均有阐明，足令我人确信，凡坚持正义者，必可如愿以偿。”但在国会孤立主义势力压力下，罗斯福的立场很快后退。他在12日表示，美国要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上“同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其他签字国合作” 。强调会议的讨论要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 “即没有一个国家站出来充当领导，因而也没有一个国家处在担惊受怕或被奚落嘲弄的地位。”结果布鲁塞尔会议未通过任何制裁日本的决议。 美国之所以对日本侵华保持谨慎中立，一是因为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经济重振乏力，罗斯福的执政重点在国内，任何卷入国际政治纷争的行动都会招致国会孤立主义势力攻击；二是因为美国对华政策历来是要求保持中国“门户开放”，却不承担保持中国领土完整的义务，史汀生的不承认照会是这个传统的典型反映。 援华制日阶段（1938~1941） 1938年10月武汉会战后，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企图通过政治诱降迅速结束中国战事。11月3日，近卫内阁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宣称要建立“日满华三国合作”的“东亚新秩序”，直接否定“门户开放”政策，美国在华利益受到严重损害。此后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华政策转向援华制日阶段，具体表现在对国民政府逐步加大援助，对日本则不断施加政治、经济压力。 在向日本施加压力方面，1939年7月，美国通知日本废除《日美通商条约》，使日本“同以往供给自己军需品的主要国家美国之间的通商已变为不稳” ；12月，美国扩大对日本的“道义禁运” （禁止将制造飞机用的主要金属铝、镁、钼和生产航空汽油的一切方法、设备和技术资料运往或转让日本）；1940年3月，美国政府在汪伪政权宣告成立的当天率先发表声明不予承认，斥责日本用武力在中国扶持傀儡政权，强调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7月，宣布对日本实行重要原料、军需物资的出口许可证制；9月，宣布禁止向日本提供废钢铁。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1941年初表示愿与美国改善关系，日美双方从当年2月至11月开始谈判。 在逐步加大对国民政府的援助方面，1938年12月至1940年10月，美国先后向国民政府提供三笔共计7000万美元贷款；1940年11月30日，日本与汪伪签署《基本关系条约》，美国宣布向国民政府提供1亿美元贷款和50架新式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