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高则诚《琵琶记》.ppt

高则诚《琵琶记》;高则诚生平与作品;他为人鲠直，为官清廉。在处州任上，有“监郡马僧家奴贪残为， 明委曲调护，民赖以安。”（《瑞安县志》）任满后，当地人还为他立碑纪念。在杭州任上，“儒生称其才华，法吏推其练达。”（同上） 至正十二年（1352），方国珍接受元朝“招抚”，高则诚也以“秩满告归”了。 “与乡人讲论诗书礼义，以时游赤城、雁荡诸山，俯涧泉而仰云木，犹不失各故也。” 除《琵琶记》外，高则诚还作有南戏《闵子骞单衣记》（见《南词叙录》），已佚；诗文《柔克斋集》二十卷，也已散失，现在只能看到五十多篇了。;《琵琶记》的源流与内容;关于该剧创作意图：有说是为讽刺友人王四；也有说是写唐代宰相牛僧孺嫁女于蔡生或邓敞的故事；或以为是指宋蔡六弃妻娶王安石女儿事。 《南词叙录》却认为高明是“惜伯喈之被谤，乃作《琵琶记》雪之。”原因是蔡伯喈是东汉著名学者，名邕。据史书记载，他很孝敬母亲，也重信义。但是，在宋元民间文学中，他却成了一个不孝不义的反面人物。因此高明有意为他雪冤。 姚燮《今乐考证》中说：“传奇家托名寄志。其为子虚乌有者，十之七八。千载而下，谁不知有蔡中郎者？诸家纷纷之辨，直痴人说梦耳。” 剧作家在“开场”就明确提出以戏剧提倡风化、宣扬封建道德的主张：“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休论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与妻贤。”; 首先，在这个作品里，作家从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中，探索了蔡家悲剧的原因。 作家重新处理了蔡伯喈这个艺术形象，把他从一个“弃亲背妇”的反面人物写成了“全忠全孝”的正面人物，从而改变了戏剧冲突的性质。 “三不能：生不能事，死不能葬，葬不能祭。” “三被强”：一为父所强，赴京应试；二为被相强，入赘牛府；三为被君强，官拜议郎。 《琵琶记?丹陛陈情》台词： 　　　“毕竟事君事亲一般道，人生怎全得忠和孝？却不见母死王陵归汉朝？” 　　　 “你做官与亲添荣耀，高堂管取加封号，与你改换门闾编不好？”;“既道是养鸡儿代老，何似当原休教来赴举不好？”（《琵琶记?几言谏父》） “三不从”情节的安排，把蔡家悲剧的发生，由民间戏文中着重个人品德上的责任，移为社会的、尤其是封建统治阶级的责任。把谴责的锋芒直指皇帝、牛丞相这些上层人物。 李卓吾在《丹陛陈情》的评语中也指出：“当时若有圣君贤相，自当着他迎养，何有许多话说？”（《李卓吾批评〈琵琶记〉》） 其次，作品真实地反映了赵王娘一家的幸和她所在的陈留郡百姓的苦难。 社会现实是：“肚又饥，眼又昏，家私没丰分，子哭儿啼不可闻。”而掌管义仓的里正、社长、偏又是“空吃人的五谷，枉带人的头颅。身着人的衣服，一似马牛襟裾。”（《义仓赈济》）;元统二年（1334）作者家乡浙江一带遭受天灾，饥民竟达五十七万二千户。当时阶级压迫和经济剥削亦十分残酷。至正八年（1348）方国珍的农民起义，就是首先在作者的家乡一带爆发。 再次，赞美了赵王娘、张大公等下层人民助人为乐，勇于自我牺牲的优良品德。 赵王娘是作者精心刻划的一个孝妇典型。 从《勉食姑嫜》、《糟糠自厌》、《祝发买葬》等出看，赵王娘的行为与“二十四孝”中所宣扬的所谓孝，如汉郭巨“为平埋儿”、周代老莱子“戏彩娱亲”、晋王祥“卧冰救鲤”、吴猛“恣蚊饱血”等等，是有区别的。;作者笔下的张大公，是和《张协状元》中李大公一类人物。信守诺言，古道热肠，急人所急。 《琵琶记》素来是一部争议颇大的戏作，其思想内容相当复杂。除了上面所谈到的三点外，它还有严重的封建说教。 更重要的是作者在一些正面人物身上，都涂上了或浓或淡的封建色彩。比如，赵五娘同蔡重逢之后，作者把赵五娘写温柔敦厚的贤妇的性格。让张广才在大团圆的结尾中扮演了歌功颂德的庸俗角色。 此外，为了迁就“人贤事美”的结束，甚至把牛丞相写成了一个尚通情达理的人物 一夫二妻的大团圆结局，调和了剧中原提出的“圣君贤相”与下层人民之间的对立矛盾。;王骥德《曲律》认为它是“有关世教文字。” 毛声山评本《琵琶记?总论》：“为朝廷广教化，美风俗，功莫大焉。”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重张礼教，以孝治天下，极力抬举《琵琶记》，他说：“五经、四书，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记》，如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徐渭《南词叙录》）。 该剧配合了朱元璋对元统治集团的声讨。“其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序，渎乱甚矣”，应合了他的“恢复中华，立纪陈纲”的目的（见《纲鉴合纂》） 徐渭云：“《琵琶》一书，纯是写怨：蔡母怨蔡公，蔡公怨儿子，赵氏怨夫婿，牛氏怨严亲，伯喈怨试，怨及第，殆极乎怨之致矣！”陈眉公批评《琵琶记》时甚至指出：“全传都是骂。”这一怨一骂，正表达了作者对社会的看法。;《琵琶记》的艺术成就;《糟糠自厌》： 赵五娘（唱）[孝顺歌]呕得我肝肠痛，珠泪垂，喉咙尚兀自牢嘎住。糠那！你遭砻被舂杵，筛你簸扬你，吃尽控持。好似奴家身狼狈，千辛万苦皆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