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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财政支援农业历史考察[摘要]由于“左”的错误和自然灾害，中国在1959～1961年出现了三年经济困难，当时最突出的问题是农业生产遭遇严重挫折，粮食极度短缺。为加快农业生产的恢复，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制定了“吃饭第一”的方针，要求各行各业支援农业。利用财政手段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是贯彻这一方针的重要举措。国家财政支援农业的措施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减少提取农业剩余；二是直接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财政投入。 [关键词]“大跃进”　国家财政　支援农业　经济调整 [中图分类号]D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12)02—0020—07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农村平均主义泛滥，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力，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1959和1960年爆发了严重的农业危机。粮食产量大幅度减少，1960年全国人均粮食仅为430斤。粮食短缺引起了严重的饥荒，不仅人民生活水平急剧降低，劳动力体质普遍下降，而且役畜数量也大幅度减少，由1957年的5368万头下降到1961年的3818万头，以至重创了农村生产力，农村耕地出现了大面积抛荒，农业生产陷入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之中。严峻的局面使党和政府进行了深刻反思，1960年下半年起，即着手进行经济调整。在调整工作中，党和政府强调“吃饭第一，建设第二”，提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是全党的中心任务，财政银行应当在可能范围内，从资金供应上积极给予支持。具体地看，国家财政支农的手段是通过一“减”和一“增”实现的，“减”是指减少提取农业剩余；“增”则是指直接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财政投入。 一、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 鉴于严重的农业危机，国家必须减少从农村的提取。因此，国家把减少提取农业剩余作为财政支农的重要手段。减少提取农业剩余的主要办法是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 20世纪50年代初起，党和政府实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国家向农村大量提取生产剩余以加快工业化进程(即把农业剩余转化为财政收入再投向工业部门)。由于国家对农业剩余的需求十分强烈，从1952年底直到50年代末，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呈扩大趋势。例如，每百公斤小麦1952年能换70公斤食盐，而1957年只能换62公斤食盐；每百公斤稻谷1952年能换43公斤食盐，而1957年后只能换40公斤食盐；每百公斤皮棉1952年能换638公斤食盐，而1957年后只能换545公斤食盐。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显著扩大。据统计，农产品价格低于其价值幅度，由1957年的19.7％上升到1960年的45.9％。如果考虑到工业劳动生产率上升速度显著高于农业，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实际上更大。不断扩大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损害了农业再生产的物质基础，同时，这种不合理的比价也削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1960年，农业生产陷入困境的情况已经逐渐显现。为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国家决定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投入，首先从提高粮价着手。在1960年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中央成立了以陈云为领导的粮价问题小组，研究提高粮价问题。粮价问题小组包括国家计委、财贸办公室、商业部、粮食部、财政部以及人民银行的有关人员。 粮价问题小组经过充分讨论，对提高粮价达成了共识，但对于何时提价则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主张1961年提价，其主要理由是乘当时农村贯彻执行中央《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的有利时机，使出售商品粮的农民多得一点好处，促进粮食生产；另一种意见主张以后再提，其主要理由是当时货币已经发多了，而商品又供应不足，担心提高粮价，没有物资保证，加重市场压力。经过讨论，在综合上述两种意见的基础上，粮价问题小组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既要提高收购价，又要少发行货币。具体方案是从1961年夏收起，“全国粮食收购价平均提高20％(各地区提价幅度有所不同)，连同1960年已经实行的对主要产粮区的加价奖励全国平均5％，共计提高25％。在粮食收购价提高20％以后，农民将增加购买力10亿元。同时，可以考虑在国家退赔给农民的25亿元中，今年只由国家支付15亿元现款，另外10亿元改由人民银行发给期票，到明年初再支付。这样，既能提高粮价，又能贯彻执行退赔的政策，同时又能避免票子投放过多。”1961年1月15日，中央批准了该报告。 除提高粮食收购价，国家还相继提高了其他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据统计，1962年与1957年相比，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平均提高32.3％，其中粮食提高36.1％，经济作物提高14.7％，畜产品提高31.6％，其他农副产品提高40.9％。由于提高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农民在1961和1962年增加的收益，共约64亿元左右。 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