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耀辉-写歌是为了令社会更宽容.docVIP

周耀辉:写歌是为了令社会更宽容曾有人这样描速“香港三大词人”：林夕多情，黄伟文摩登，周耀辉另类。 在二十多年前首度填词时，周耀辉就顶着“另类”的标签。1989年，周耀辉为达明一派创作了《爱在瘟疫蔓延时》，开始一鸣惊人。此后，在达明一派《意难平》专辑中，周耀辉写了《忘记他是她》、《天花乱坠》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建立自己批判现实题材的独特风格。周耀辉的创作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他认为创作NT靠天分外，还要遇上赏识自己的伯乐。1990年，随着达明―派的解散，加上情感歌曲占据当时流行乐坛的主流地位，周耀辉的“另类”给他添了阻力。他给别的歌手作词时，退稿的情况不少，理由大多是“太复杂”、“要简单点”、“煽情些”。对此，周耀辉无可奈何，或许是小时候住在贫民窟的艰苦经历，让他学会了另类思考，“写情歌时，我并不是故意复杂的，爱情在我眼里，就不是一往情深的，也不是简单的”。 直到给许志安写了《不倦的蝴蝶》、《迷糊情欲对象》，事情才发生转机。这两首同样标着“另类”的歌，一炮而红，给了周耀辉很大的信心。“除了达明一派，我也能给主流歌手写些另类的、有趣的作品，很开心。”此后，他为黎明、王菲、林忆莲、莫文蔚、王菲、陈奕迅、谢霆锋等艺人写过数百首歌词。周耀辉的成功，证明“香港不只有情歌”，他那些披着情歌外衣的歌，写的都是更开阔的世界，开拓了“情歌”的空间。 当周耀辉名气渐长时，1992年，他离开香港远赴荷兰定居。远在荷兰，他过起了远离尘嚣的生活，每天读书、写词、看电影、听音乐、泡酒吧，日子不亦乐乎，但他并没脱离香港流行乐的脉搏，也未错过香港流行音乐的全盛时期。从词人“个体户”时代，到先后与宝丽金、滚石、英皇等大集团签约，到出版《突然十年便过去》，周耀辉在主流创作与边缘创作之间，始终保留了那份“另类”。 对话 记者：突然十年便过去，是你对青春的感慨，还是其他? 周耀辉：“突然十年便过去”这个标题来自我创作的一首歌，叫《给自己的信》，里面提到女主角给十年后的自己订下计划，十年过去了，很多没做到，感触很大。这本书更多是我二三十岁时创作的，很久了，是―本关于回忆的书，我希望与读者回忆，回忆过程中，思考一下十年间失去什么，得到什么，也希望他们对十年后的期望。 记者：十年前的你，和十年后的你有什么不同? 周耀辉：这十年间，我失去我妈妈，这是无法弥补的事实。在未来，我会珍惜我的家人朋友，这也是近两年，我多回香港的原因。 记者：生活在荷兰，感觉与香港有什么不同?可否用几个形容词来形容一下香港和阿姆斯特丹之间的不同? 周耀辉：用形容词来形容的话，香港很容易身不由己，在荷兰，觉得自己是自己的主人，因为在荷兰很简单，每一天都能思考怎样去利用自己的时间，不会很早就计划好自己的行程，有很多自己选择的机会，有很多空间会想“做人是为了什么”。但在香港，到了哪里都很匆忙，很被动。 记者：从1988年到现在，与你合作过的歌手包括谭咏麟、梅艳芳、林忆莲、王菲等有些歌曲还在港台成为畅销金曲。大部分作品都是你在荷兰写的，地域的差距，会不会令你感受不到这种成名的激动吧? 周耀辉：当然这是―种欠缺，但有好也有坏。比如我感觉不到这种兴奋，少了那份创作的激动。但没有这份激动的话，我能让自己更加清醒，不会为了流行而创作流行，按照自己的关怀、自己的方式来写，自然就能得到回响。 记者：对你而言，作词的意义何在? 周耀辉：我希望透过文字与读者进行沟通。 记者：你的文字，往往给人带来很多惊喜。 周耀辉：很多生活在内地、香港很多人会羡慕我的生活，说我生活得很悠闲，下一本书关于日常生活中的创意，创意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练习。多开放自己，多去接触自己想接触的东西，让自己受刺激时，自然会有反应。比如我现在有个专栏名叫《假如我们什么都不怕》，涉及恐惧，我们要多思考自己恐惧什么，还要学会记录当时当刻的想法。我的习惯是一旦想到什么，就立马记录下来。 记者：你的歌曲很多写到政治、宗教、文化等题材，里面带有批判意味，这与你的思想有关? 周耀辉：是的，这一定是与想法有关，我相信每个写字的人都是从心出发来创作。至于你说的批判，我不知能否这样形容，对我来说，小时候生活困难，就渴望更多选择、更多空间。而我写歌的终极目标是令社会更宽容，令我们有更多的选择，说更多的话。基督教会有圣经，每个教徒要合乎圣经的内容才能生存。但我认为，真理不止这一套，如果一些人选择了自己的圣经，我希望不要判他们有罪，我这样说，并不是反对宗教，只是希望尊重不同人的选择。 记者：你在《假如我们什么都不怕》专栏里写恐惧症，从A可以写到z，那你有什么恐惧的? 周耀辉：我有很多恐惧，但最大的恐惧是自己失去希望。我小时候对世界很灰暗，后来觉得自己有很多事情没做，我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