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第二十讲汉书及东汉散、乐府、古诗十九首.ppt

第六章 《汉书》及东汉散文 第一节 《汉书》 一、作者班固及《汉书》的成书 二、《汉书》的体例和内容 《汉书》专叙西汉一代二百三十年的历史（从汉高帝元年到王莽地皇四年），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全书共八十余万字，包括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传，共一百篇。在体例上承袭《史记》而有所变化：主要采用纪、表、志、传四体，改“书”为“志”，不取“世家”。十二纪主要以编年形式叙述西汉十二朝史实；八表则叙述秦汉官制演变以及汉代官职任免等事项；十志包括律历、礼乐、刑法、食货、天文、地理、艺文诸志，叙述政治经济以及学术思想史；七十传记叙西汉历史人物、少数民族以及邻国历史。 《汉书》的注本： 唐代颜师古《汉书》注，中华书局1962年点校出版的《汉书》。 《汉书》与《史记》的差异： 在思想上，《汉书》是官修的史书，班固又以儒家道统为指导思想，因而在材料的选择处理上，往往表现出适应封建统治者的正统思想。而《史记》是私人著述，思想不主一家，司马迁父子又多受道家和战国纵横家的影响，因而思想束缚较少，能独立思考，富于批判和创造精神。 在体例上，《史记》是第一部纪、传、表、书俱全的纪传体通史，全面记载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发展的历史。《汉书》继承《史记》体例，只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是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载自高祖至孝平王莽二百二十九的汉代历史。 在取材上，《史记》雅俗并收，“或旁搜异闻以成其说”，“或得之于名山深宅”，或取之于旧俗风谣。而《汉书》的取材，据郑樵《通志?总序》云：“自高祖至武帝，多用《史记》之文，尽窃迁书”。 在史传人物方面，《史记》写人物真实与夸张相结合，具有浪漫主义色彩，感情强烈，倾向鲜明，形象突出，文学性强。《汉书》则重在写实，遵照历史写作原则，没有《史记》的激情、夸张，历史性强。 在语言上，《史记》往往采用流行的口语，浅易近人，句式单行散体，少用骈偶。班固因是辞赋家，往往把辞赋的语言用入史传散文。爱用古字，多用文人辞藻，崇尚藻饰，倾向排偶骈俪。 在风格上，《史记》笔含感情，挥洒自若，富于变化，颇有慷慨之气。《汉书》多儒家正统典则，整严工练，有雍容典雅之风。表现在笔法上，《汉书》重视规矩绳墨，行文谨严有法，这与《史记》的疏荡往复是不同的。 第二节 《吴越春秋》 一、《吴越春秋》 《吴越春秋》的文学价值： 首先，注重人物形象创造，刻画人物性格，并通过其内在联系和性格对照形成一系列人物群体。 其次，作品描述了许多生动感人的故事，故事丰富了人物形象的刻画，展现了人物各自的性格特征。 第三，作者善于选材与构思，形成了远古神话传说与真实历史交织的叙述。 最后，《吴越春秋》的文学成就还表现在它的语言特色上。词语丰蔚，具有较浓郁的民间风味；语言采用韵散结合、骈散相间的形式 ；俚语歌谣以及隐语的使用。 二、《越绝书》 第三节 《论衡》和《潜夫论》 一、王充《论衡》 《论衡》共三十卷，八十五篇，现缺《招致》一篇 。 二、王符《潜夫论》 《贵忠》：“一旦富贵，则背新捐旧，丧其本心。疏骨肉而亲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马。宁见朽贯千万，而不忍贷人一钱；情积累粟腐仓，而不忍贷人一斗。” 《交际》 ：“呜呼哀哉！凡今之人，言方行圆，口正心邪，行与言谬，心与口违。论古则知称夷、齐、原、颜，言今则必官爵职位；虚谈则知以德义为贤，贡荐则必阀阅为前。处子虽躬颜、闵之行，性劳谦之质，秉伊、吕之才，怀救民之道，其不见资于斯世也，亦已明矣。” 三、东汉的碑文和游记 东汉碑文有崔瑗的《河间相张平子碑》，蔡邕的《郭有道碑》和《陈太丘碑》 。 马第伯的《封禅仪记》 。 第四章 两汉乐府诗 乐府原是汉代掌管音乐的官署。由于专事搜集、整理民歌俗曲，因此后人就用“乐府”代称入乐的民歌俗曲和歌辞。在六朝，更明确地把“乐府”和“古诗”相对并举，以区别入乐的歌辞和讽诵吟咏的徒诗这两类诗歌体裁。宋、元以后，“乐府”又被借作词、曲的一种雅称。 乐府的兴废沿革 ： “但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汉书·礼乐志》) “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班固《两都赋序》） “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史记·乐书》） “方兴天地诸祠，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汉书·李延年传》） 《宋书·乐志》指出：“汉武帝虽颇造新哥（同“歌”），然不以光扬祖考、祟述正德为先，但多咏祭祀见事及其祥瑞而已，商、周雅颂之体阙焉。” “内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乐府”（《汉书·礼乐志》） “岁时以备数，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 （《汉书·礼乐志》） “黄门名倡丙疆、景武之属，富显于世；贵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