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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士人文化心态的变化与科举制度的解体 杨 齐 福 科举制度在近代终于结束了它上千年的历史，黯然退出历史舞台。究其原因，主要是由 于科举制度无法适应近代社会转型的需要，但是近代士人文化心态的变化，则从另一个层面 折射出科举制度衰亡的必然性。 一 知识结构的新取向 传统士人的知识结构以儒家学说为主体，这种知识结构既是科举考试束缚的结果，又服 务于科举考试之目的。19世纪初，一些士人在实学传统和经世学风的影响下，企图突破传统 的知识结构。他们关注风土人情、山川形势、河工遭运、盐政骤站等，以增加国计民生知识; 他们摄取数学、地理学、天文学等，以拓展知识视野。这表明有识之士正在努力突破传统的 知识结构。虽然经世实学不同于科举八股之学，但它毕竟从属于儒学范畴，人们的知识结构 终不能摆脱儒学的束缚而获得质的变化。 鸦片战争后，随着国门的洞开，西学的广泛传播，西方的新知识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人 们认识到 “当今之世……时务之学不能不讲，泰西翻译之书不能不看”，对于 “地球所有五大 洲，何处为亚细亚境内之国，何处为欧罗巴境内之国，何者为亚非利加所属，何者为南亚美 利加、北亚美利加以及澳大利亚婆罗州”不可不知，关于 “英、法、德、俄、美各大国，何 以能雄长一方?其中风土人情，好尚所关果何在?机器利便、心思精巧又何在?轮船、轮车、 电线、电灯，枪炮之精，测算之准，水火之何以自来，矿苗之何以可识”不能不晓①。小说 《孽海花》中冯桂芬与新科状元金雯青的一段对话，颇能说明这个问题。冯桂芬对金雯青说: “现在是五洲万国交通时代，从前多少词章考据的学问，是不尽可以用世的”，“现在读书，最 好能通外国语言文字，晓得他所以富强的缘故，一切声、光、化、电的学问，轮船、枪炮的 制造，一件件都要学会他。’，②年轻的郭沫若虽僻居四川，但也觉察到情况的变化，认识到 “以 前是死读古书的，现在不能不主重些世界的大势了。从前是除圣贤书外无学问，现在是不能 不注重些科学的知识了’，③。这是因为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传统知识结构，无法应付近代社会 所出现的 “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由于众人 “皆知西学为当务之急，视为身心性命之所图”，因而许多人一改 “乾嘉以还， 皓首穷经者前后相望”的传统，竟趋西学，“三四十岁的中年人，也看 《学算笔谈》，看 化《 学鉴原》;还要学英文、学日文，硬着舌头，怪声怪气的朗诵着’，④，“虽斑白之老者，亦尽心 研究西学，或负岌教会学校，……或读译成西学书籍’，⑤，甚至翰林中也出现了 “口不能作西 音，列西字而以华音译读”的事例。即使平日以保守著称的人士也放言西学，“向之所谓铁牛、 106 土狗、石象、木莺、无血气、没脑筋、昏愚涩谬、冥顽陋固、一事不知、一理不闻之死人，亦 为风潮所激荡，莫不剿窃报章之剩语，剿袭坊间时务策论之陈言”，口中不时冒出 “压力、涨 力、激力、阻力、吸力、爱力、起点、进步、团体、气质、改良、自由、组织、种子、野蛮、 文明、平权、平等”之类新名词，大谈 “华盛顿、拿破仑、亚历山大、成吉思汗、林肯、明 治维廉、维多利亚、达尔文、斯宾塞、赫青黎、生得资锡、卢骚、孟的斯鸡、卑斯麦、沙士 勃雷，伊藤大限”之名号，并取 “欧罗巴、阿非利加、阿美斯加、澳大利亚、亚细亚、英俄 日法德美之字样，西学大成格致课艺之所录，流环志略万国史记之记载，涂抹于文字，叫号 于肆应酬酥之间’，⑥。这股西学热的出现，表明了人们的求知取向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以清末 士人孙宝暄为例，我们在他的读书日记中发现了不少西学书籍，如 《万国史记》、 地《球奇妙 论》、虫《学论略》、动《植物图说》、《几何原本》、居《室卫生论》、《西学述略》、《日本政记》、 《天演论》、 《原富》、 《哲学论纲》、 政《治学》、 《国法泛论》、 佐《治当言》、 《国家学). 《社会 学》、专《利分利之别论》等⑦。蔡元培在甲午后也广泛涉猎了有关西学的书籍，如读过严复的 《天演论》以了解达尔文的进化论;读过顾厚馄的 《日本新政考》、陈家麟的 《东搓见闻录》、 李圭的 《环游地球新录》、冈本监甫的 《日本史略》、缪佑孙的 《俄游汇编》等以了解r日本以 及有关西方的知识;还读过如 《几何原本》、《电学源流》、《电学人门》、《电学回答》、化《学 启蒙初阶》、《声学》等自然科学书籍，甚至连哎井矿工程》、《开煤要法》之类的专门技术书 籍也读;并时常阅读 《时务报》、经《世报》、《知新报》等维新报刊⑧。 随之，人们对西学方面书籍的需求也猛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