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悔婚现象及其法律规制.doc

晚明悔婚现象及其法律规制关键词：晚明；悔婚；律例 摘要：晚明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风尚的嬗变，民间婚姻缔结过程中悔婚现象日益增多，缘由也愈发纷繁复杂。财婚风尚悄然兴起，传统门第观念受到冲击，但是女方在悔婚事件中仍然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而悔婚案中各级官吏既成婚维持的倾向也在晚明时期逐渐明显，使得晚明的婚姻风尚呈现出在标新嬗变与回归正统间游走的态势。 中图分类号：DF09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7}06-0049-05 《礼记“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可见，古代婚姻完全是以家族为中心的，既不是个人的，也不是社会的。婚姻乃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合二姓之好，只要二姓的家长同意于其子女的结合，经过一定的仪式，婚事便成立了。㈣这样，在古代的婚姻缔结问题上，家族中的主婚人拥有绝对的权利，而一旦定婚违反禁例，受到处罚的自然也是主婚人。为了维护家长的权威和婚姻的稳定，对于定婚之后未迎娶之前的悔婚行为，一般被认为是背弃前盟的不法行为，一旦告官，会受到严厉的处罚。有明一代，经历了明初朱元璋对礼教和妇女贞操观念的强化后，时至嘉靖之后的晚明百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风尚的嬗变，民间婚姻缔结过程中悔婚现象日益增多，而且缘由和表象也愈发纷繁复杂，出现了新的气象。 目前学界对明代的婚姻问题的研究尚比较分散，有的是以婚恋的文学艺术作品为研究对象，有的是以民间婚俗为研究对象，也有的是以晚明中西婚姻文化差异为研究对象。就法制史方面的研究而言，柏桦分析了明代收继婚风俗屡禁不止的现象，认为律例的制定应该近乎人情，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并加以贯彻，博士生张宜对明代婚姻制度中的定婚制度，从法学角度进行了分析，并认为从明代定婚制度中可以看到近代婚姻立法的萌芽。晚明社会正是新旧交替、社会转型的起点，晚明的悔婚现象也独具特色。杨一凡、徐立志主编的《历代判例判牍》，收录了大量明代中后期州县官审理的民间婚姻诉讼判例，对此加以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更加确切地认识晚明时期的悔婚现象，也会对这一时期悔婚事件的法律规制有一个切实的了解。 一、晚明悔婚缘由的嬗变：财婚的兴起 明初崇尚节俭，朱元璋曾下诏“天下大定，礼仪风俗不可不正……婚姻勿论财”。禁止以财产作为婚姻缔结的条件，此后，朱元璋又下诏定官民婚丧仪物，标明社会各个阶层的婚丧仪物规格，对于一般百姓不过是“庶人纳采问名、纳吉总行一次礼：上户红绢四匹，中户二匹，下户一匹”。在这样的风气指引下，明初的地方贤明官吏，也多劝民革其争财之俗。明代“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社会经济恢复和超过宋元时代的最高水平，并从中酝酿着新旧交替的冲动。伴随明朝的由盛而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显示出天崩地解的征兆。”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金钱关系和市场法则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加之嘉靖皇帝只要大臣为他修仙服务，万历皇帝“酒、色、财、气”俱全，极尽穷奢极欲，“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社会中尚财、奢靡之风日盛。而民间婚姻缔结中的注重家产的财婚风尚，也悄然兴起。“婚姻不论门第，惟从目前富贵”，对传统的“门当户对”的观念，构成了一定的冲击。如嘉靖时期的安徽泾县，多商贾，各地均有其踪迹，其境便以“嫁娶奢靡”著称。崇祯时期的湖州府的乌程县，“婚姻论财，虽士大夫不免”。而且，在晚明甚至于还出现了“娶富室之女者，骄奢淫佚，颇僻自用，动笑夫家之贫，务逞华靡，穷极奉养，以图胜人，一切孝公姑、睦妯娌、敬师友、惠臧获者，概未有闻”的与传统礼法格格不入的现象。 在财婚风尚兴起的背景下，民间也出现了定婚后由于女方或是男方家长嫌贫爱富，想要将子女改聘他人，而上演的一出出的悔婚闹剧。为了维护家长的权威和婚姻的稳定，明律继承唐律，对于定婚之后未迎娶之前的悔婚行为给予严厉的禁止。《大明律户律“凡男女订婚之初，若有疾残老幼，庶出过房乞养者，务要两家明白通知，各从所愿，写立婚书，依礼聘嫁。若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辙悔者，笞五十。虽无婚书，但会受聘财者，亦是。若再许他人，未成婚者，杖七十。已成婚者杖八十。”对悔婚的行为，不仅主婚的家长要受笞刑或是杖刑，而且还牵扯到财礼的归属和婚姻的成立与否等一系列问题。 在晚明婚姻尚财的大背景下，有的家长为了想给女儿“另醮高贤”，使自己获得数额更高的聘礼，采取了“幼女抵婚”的手段。“曾庭灿次女初聘于士尊男，亲笔婚书，有男冠女笄之语。及伊女当堂，乃龆龀豆蔻之年，年貌婚贴星渊不伦，明系弃贫就富。将本女另醮高贤，又推稚为次，而以孱息搪抵前盟也。”最终，当时主审的地方官苏茂相依据律例，判令“曾庭灿背约灭伦，程一元重媒帮赖，许志恩强主硬证，并笞以示儆。高贤良懦让婚，给还原聘金七两，曾女于郎限十八日完配。”如此，曾庭灿以幼女抵婚的如意算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