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区域灾害和农村社会变动.doc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区域的灾害与农村社会变动 内容提要：本文以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区域的灾害与农村社会变动的关系角度切入，从一个侧面讨论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的社会实态。笔者以为，灾害直接造成农民外流、田地荒芜、地价暴跌和农业生产恢复能力欠缺等严重的经济后果，也是华北农村社会贫困性文化的重要成因之一。这种贫困性文化的特征与灾害的频繁反复，又是导致华北农村世俗文化衰落、传统伦理观念势微以及宗教迷信活动日盛等问题的重要成因。国民政府及其地方当局在灾害防治、救济等方面没有尽到责任，是灾害频繁的重要人为因素，它直接导致了华北区域农民饱受灾难以至于民怨沸腾，悄悄地引发了农村政治取向的转移。 引 言 随意浏览一些民国时期的中文报刊，都会发现大量有关各地灾害情况的报道、写实、通讯、评论、日记和照片，触目惊心，令人不忍卒读。据统计，从民国建立至1937年7月，中国就发生了大大小小的自然灾害77次，威胁最大的水灾24次、旱灾14次、蝗灾9次 ；据竺可桢统计，中国各地的灾害呈明显的增加之势 。如果考虑民国时期连年不断的战乱及部分地区长期难以解决的匪祸，就可以想见中国民众特别是农民的生存环境及质量是何等恶劣。 就民国时期的华北农村而言，“无年不灾、无灾不荒”已是公认事实，进入民国之后，大大小小的灾害接锺而至，如1928年的华北大旱，造成数以百万计的难民。三四十年代华北区域的灾害发生更加频繁，1931年水灾、1933年旱灾、1934年水、旱灾、1935年水灾、1938年水灾、1939年水灾、1942年水、旱、蝗、风、雹灾、1942－1943年的持续大旱灾、1945年底至1946年初的旱灾等，均为影响较大、为害甚烈的灾害。20年中，华北地区几乎是三年一大灾、一年几小灾，这块贫瘠而广阔的土地，与灾害结下了不解之缘。 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华北区域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早在民国初年，北洋军阀就在这块土地上不断地纵横杀伐，1920年7月的第一次直奉战争、1924年的直皖战争和第二次直奉战争、1926年4月后直奉为控制北京的战争，都严重地影响到华北诸省城乡的民众生活。1928年5月后，又有国民党军的北伐。进入30年代，华北区域更是战火连绵，1930年的蒋冯阎中原大战、30年代初日军对华北区域的渗透、1937年后日军对华北区域各地长达八年的经济扩大掠夺与控制、1946年后国民党军对人民解放军发动的内战，都一再打断了华北区域正常的生产与生活节奏。 显然，三四十年代的灾害，具有持续时间长、种类多样化、天灾人祸复合出现、后果特别严重等典型性特征。选择这一时期的灾害为样本，对华北区域内灾害与农村社会互动的关系进行典型性考察，是具有代表意义的。 靠天吃饭的华北农村社会，被笼罩在天灾人祸的巨大阴影中。灾害直接造成了农民外流、田地荒芜、地价暴跌和农业生产恢复能力基本丧失等严重的经济后果，国民政府的防灾无力、救灾无能，使灾情进一步加重。所有这一切，是导致华北农村社会整体性贫困的重要根源，也是华北农村社会贫困性文化的重要成因之一。这种贫困性文化的特征与灾害的频繁反复，成为华北农村世俗文化衰落、传统伦理观念势微以及宗教迷信活动日盛等问题的重要成因。在战争年代，尽管受到具体条件的限制，但在救灾问题上，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政府、国民政府地方当局与华北日伪政权具有截然不同的理念，这一对比逐渐成为左右华北农村社会政治取向的重要原因之一。 本文使用的“灾害”概念的内涵，不仅包括自然灾害，也包括较大规模的兵灾匪乱。由于本文是从灾害与区域社会间互动关系的角度理解华北农村社会的，所以仅考察自然灾害的成因、后果，可能会以偏盖全，而把天灾人祸放在同一地位进行分析，才能全面认识社会变动的真相，因为在引起社会动荡、导致民众生活痛苦、形成区域性危害上，天灾与人祸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华北区域”的概念，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定义。本文不把华北区域视为一个行政区划的概念而是视为一个传统的地理概念，以山西、山东、河北三省全境及河南省北部地区为中心区域，包括内蒙古、绥远、察哈尔、热河等省辖区，以中心区域为考察的主要对象。 一、灾害与农业经济恶化 　　灾害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严重地破坏了农业经济的正常发展，危及了农民的衣食住行和生命安全。其表现可以归为如下几个方面。 　　人口外流 灾害尤其是水灾、蝗灾的暴发和旱灾的持久，往往是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小农难以抵御的。急剧恶化的生活条件，迫使以眷恋土地著称的华北农民背井离乡，以谋生存。 华北农民的离村问题，在本世纪初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震惊。进入30年代，农民离乡外流的势头更为猛烈。1935年至1936年间，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对华北四省（晋、冀、鲁、豫）一些地区的抽样调查表明，农民离村出走的主要原因“以水、旱、匪等各种灾患及因贫困而生计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