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电视论文形式与意义问的游移.PDF

中国月期刊咨询网 广播电视论文形式与意义问的游移 本文将以刘著参加的2010年“快乐男声”成都唱区海选、120进50复赛、50进35复赛、35进25复赛这四期电视节目作为 分析对象，主要借助罗兰·巴特符号学的分析路径，补充使用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探讨“快乐男声”节目组如何通 过概念化的引导过程塑造出具有双重属性的“伪娘”形象。在此基础上揭示当代社会大众文化产品在形式与意义之间 存在的游移与暖昧关系。 摘要：本文以“快乐男声”选手“伪娘”刘著为个案，从文化生产的角度出发，运用符号分析与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 ，对大众文化中的“伪娘”现象及大众文化产品的性质进行了研究。“伪娘”形象在电视选秀中的呈现，既不等同于 单一的音乐表征，也不是性别错乱的简单展示。“伪娘”刘著女性化的音乐风格及身体行为，由节目制作方掌控的评 委点评、短信互动、主持人主持等情境填充过程，引导受众挖掘被音乐袁征的形式遮掩但又与其相随相伴、相互纠缠 的性别颠覆意义。“伪娘”刘著的个案体现出大众文化产品的双重属性：大众文化绝非强加给受众狭隘唯一的感知， 而是以暧昧的方式，诱导受众在形式与意义间游移，获得双重的意指感受。 关键词：大众文化产品,形式,意义,音乐表征,性别颠覆 2010年，因“男扮女装”而红遍大江南北的快男选手刘著，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伪娘”现象的关注。一时间，学术 界也掀起了探究“伪娘”的个性表达与其引发的社会纠结的风潮。一部分学者以性别错位的视角探究“伪娘”现象形 成的原因，一部分学者在媒介视阈下研究“伪娘”的社会身份矛盾，另一部分学者从媒体炒作的视角出发分析当今电 视节目出现的“中性风潮”。与这些探究“伪娘”的性别错位、身心矛盾与媒体炒作的研究思路不同，本文将以“伪 娘”刘著为研究对象，运用文化生产的分析角度，将“快乐男声”选秀节目作为一种文化产品，考察节目组在节目制 作的过程中以何种表征形式向受众呈现“伪娘”的形象？节目组如何通过概念化的引导方式对刘著的走红“推波助澜 ”？“快乐男声”节目组如何赋予刘著这一“伪娘”形象以引导性的隐含意义？在大众文化的“伪娘”风潮中，“快 乐男声”这一选秀节目又体现出大众文化产品的何种属性？ 一、音乐的表征：选秀节目的表层呈现形式 “伪娘”刘著呈现给受众的表层形象是一种音乐的表征。刘著在“快乐男声”节目中并不是单纯地以“花瓶”的形象 出现的，他之所以能够“过五关斩六将”，成功晋级成都唱区35强，除了受众的热议、媒体的炒作等因素之外，自身 的音乐实力也不容忽视。在研究选秀节目中的“伪娘”形象时，如果研究者脱离了选秀节目所呈现的音乐的表层形式 而片面地纠缠于对“伪娘”形象的性别颠覆意义的强调，无疑会得出“一叶障目”、“管中窥豹”的结论。音乐的表 征形式恰恰对性别颠覆形成了某种遮掩与迂回的中介，离开了作为载体的音乐形式，隐藏的意义也无法得以浮现。 （一）音乐把关：评委的中立化策略 评委并非脱离于电视台、选手之外的独立自由的第三者，而是直接由电视台聘请并领取报酬、与节目组密切相关的选 秀节目的生产参与者。评委的一言～行、一举一动并不随心所欲，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节目组预先设定的种种规则制 度，必须符合节目制作的大方向。因此，评委们在选秀过程中的点评，不仅代表着其自身的观点，也同样折射出节目 组的态度。 在刘著参与的这四期“快乐男声”节目中，评委有：安妮玫瑰、山河、丁薇、巫启贤、彭佳慧。通过对四期节目的简 要内容分析可以发现，面对“伪娘”刘著的表演，几位评委都试图在外显的层面上有意识地将点评的重点局限在咬字 吐词、现场效果、节奏把握、舞台表现上，通过对这些方面的综合考察来衡量刘著的音乐素养，并试图为刘著下一阶 段的演唱技巧的改进提出专业意见（表1）。 作为选秀节目中审视选手音乐才能的“把关者”，即便是对于刘著这样一位极富争议性的“话题”选手，评委们都敏 感而又有意识地试图聚焦于音乐的表层形式，以演唱的歌曲质量作为点评的重心，从而凸显选拔选手时所持有的音乐 价值取向。然而，评委的评论是否只局限于表层化的音乐演唱技巧？是否只以音乐造诣作为刘著晋级的依据？是否会 对“伪娘”刘著隐含的性别颠覆意义视而不见？本文将在下面对此进行分析。 （二）音乐选秀：节目制作方的正式化宣称 “快乐男声”被节目组预先设定为一场音乐的“盛宴”：以声音的好坏作为选手展示自我的载体，以音乐的高下作为 选手晋级的依据。2010年“快乐男声”的宣传口号为“一唱成名”，虽然实际选拔是综合考虑演唱技巧、选歌创意、 选手气质等多种因素，但节目组始终宣称，音乐才能是选秀最根本的形式，具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