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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并不止这样 狄安丽（Anne Decortis） 如果慈善舞会是唯一可以筹得善款的方法，那要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我很想朴实地尝试 另一种方法，一种有意义的、能带来反省、能进入香港社会并从中展开的一种运动。 无国界医生 1988 年开始在香港工作，与联合国难民署、港英政府及多个志愿组织合作，为难 民营和船民营的越南人提供医疗援助，直至 1998年初全部越南难民和船民被妥善安置或遣返 为止。 1994年无国界医生在香港成立办事处，以宣扬无国界医生的理念、招募志愿救援人员及筹 款，并逐步发展为无国界医生运动全球 19 个地区办事处的一员。无国界医生香港办事处 2010 年派出志愿人员 122人次参与海外救援行动。2010 年香港市民的捐款超过 2 亿 2千万港元， 支援了无国界医生在 41个国家的救援工作。 2007年，无国界医生香港办事处获中国政府批准，成立广州代表处，主要推行传讯工作、招 募前线志愿人员、物流供应，以及为无国界医生在中国的救援项目提供支援。 “你想也不用想！香港，这部只会制造金钱的机器，这个资本主义的天堂，这被个人主义、利 己主义充斥的社会……这儿哪会有人关心非洲或阿富汗的命运！” 1993 年。要是根据当时西方人对香港的看法，那么，在此地成立人道组织“无国界医生香港 办事处”的决定，就实在不寻常。然而，我在中国当过几年学生，也在香港为无国界医生照顾 过越南船民一年，我深信香港并不止这样。我察觉到在香港的华人社会一些演变的迹象，一种 更大的对外开放，以及或许因“回归祖国”日期渐近而来的、一种寻求国际肯定的渴望。 虽然在布鲁塞尔的无国界医生行动中心对我这个想法起初有点怀疑，但他们仍然接受我的建 议：“6个月。我们给你 6 个月的时间，去拿一点实质的证据来证明成功的可能性。” 就是这样，我独个儿带着极有限的财政资源，在天气最温和的美丽秋季，重临香港，心里折腾 着，不知从何入手。因为，在香港，“无国界医生”是一个完全没有人认识的名字。那时我天 天都很忙，有太多的行政手续要办理。好心肠的人遇过很多，但是对于我的情况大都束手无 策，爱莫能助。同一个难题不停在脑海中刺痛我：究竟要怎么办？要怎样做才能令每天擦身而 过的人群知道无国界医生的存在？才能感动他们作出捐助？ 我开始留意香港其他的非政府组织，又或称为“慈善团体”。我很不喜欢“慈善团体”这称 号，更不喜欢他们筹款的手法。他们大多数都是透过一些“慈善舞会”去筹集金钱。这些名流 绅士的社交集会，每位入席都可能收费数千港元。相对于有限的时间和成本，这些晚会能筹得 的金钱很多。然而我最讨厌这种晚会，这种家长式的施与，毫不讲求意义、反省和觉悟，让有 钱人心安理得。我想，如果我随波逐流，我将会愧对那些我们正在帮助的有需要人群、愧对那 些正在前线奋斗的工作人员，尽管他们不需要看见，不需要知道我到底在搞什么！ 问题就是这样：是否只要法律允许，我们就可以不择手段地去筹募经费？抑或筹款活动本身要 传达一些信息？是否可以在生活安逸、少有关心地球另一端发生惨剧的社会大众之间，引起一 些关注和同情？对我来说，这些问题的答案明显是肯定的。如果慈善舞会是唯一可以筹得善款 的方法，那要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我很想朴实地尝试另一种方法，一种有意义的、能带来 反省、能进入香港社会并从中展开的一种运动。这才是我构想的计划，值得我付出全部精力的 计划。若要乞求施舍，让豪富们自我感觉良好，那我是敬谢不敏了。 我对普世团结的理想有所指望，即使在香港，最低限度我也要试试。我宁愿相信它不只是个纯 粹西方的概念。相信大家都同意：任何社会都存在团结互助的思想。这在亚洲社会也许更根深 蒂固。但这亚洲式的团结，很多人认为只能在家庭，或顶多于乡里之间存在。然而，普世团结 ──向大家不认识的，并非近邻，也没有任何文化或族类关系的人伸出援手，难道是不可想象 的吗？这正是我所希望验证的。说我太天真或太理想也罢，可我宁愿保持这个信念。 于是，第一个策略上的重大决定：我们集中传播那些真正需要人道援助地区的消息，而绝不以 任何“亚洲地区优先性”作考虑；另一方面，要坚守无国界医生的真我：率真和敢言。我们不 会只谈中国的水灾，而且，我们不会粉饰言词，甜言蜜语，人云亦云。我们不是要讨人好感， 而是要震撼人心。要冒险就冒险吧，我们一样要忠于自己。这样，我们很快便能够估计到成功 的机会有多大。 基于以上的原则，从我们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到第一次大型行动，所有的信息都环绕非洲大陆的 灾难及无国界医生在非洲的相应行动。第一次招募的医生和护士，我们将要把他们派到肯尼亚 和苏丹。哎，说得太快说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