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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文学人物精神生态 《悲悼》三部曲(1931)是美国“现代戏剧之父”尤金奥尼尔创作中期的一部力作，为他193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剧中故事发生在1865年4月新英格兰的一座海滨小镇，地点是孟南的家中，当时南北战争刚刚结束。第一部《归家》讲述家人正在等待男主人艾斯拉孟南准将和他的儿子奥林从战场上归来。孟南在归家当晚就被妻子克莉斯丁毒死，因为她爱上了亚当姆卜兰特，想与之远走高飞。在第二部《猎》中，女儿莱维妮亚将父亲之死的真相告诉了弟弟奥林，奥林气愤之极，开枪杀死了卜兰特。情人的死令克莉斯丁痛不欲生，她也在绝望中自杀。第三部《祟》中，奥林对因自己的行为造成母亲自杀一直懊悔不已，最终也以自杀解脱。最后，莱维妮亚意识到是她一手导演了孟家这些血淋淋的悲剧，幡然悔悟，决定自我惩罚:把自己关在昏暗阴森的孟宅，永远与死人相伴，偿还欠下的孽债。 莱维妮亚不顾亲情，先是与母亲争夺父亲艾斯拉之爱，接着又争夺同一个情人卜兰特，后来还唆使弟弟杀死了卜兰特，并由此导致了母亲的自杀。母亲之死又使具有强烈恋母情结的弟弟失去了精神依靠而走上绝路。她的疯狂行为很难让读者和观众相信这竟然是一位23岁的少女所为!她的疯狂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她是孟家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女人。 1．“精神生态”的危机 莱维妮亚的行为超乎常人所料，她仿佛受到了某种超强力量的支配，全然不顾母女、恋人和姐弟间的亲情，对他们痛下杀手，这是不折不扣的歇斯底里，是典型的精神问题。莱维妮亚的行为虽然看似过激，但与她具有相似心理，甚至会有相似行为的人不在少数，尤其是对面临着各种自然生态危机和精神危机的现代人更是如此。 人类是一个聪明的物种，不知道是不是中了“聪明反被聪明误”的魔咒，20世纪以来，现代化与工业化的进程在使人类逐步摆脱愚昧贫穷，走向文明富足的同时，却给人类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不但自然生态危机越来越严重，人类的幸福感也急剧下降，发生了严重的精神问题。正如比利时著名生态学家迪维诺所言:“在现代社会里，精神污染成了越来越严重的问题这些情况使人们好像成了被追捕的野兽;人们成了文明病的受害者”(迪维诺1987:20)。英国当代最著名的诗人泰德休斯也同样认为，“当代西方社会已经基本上将灵魂放逐了”(Hughes1994:38)。于是，惊慌失措的人类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并试图从思想和精神层面找出造成今天危机四伏局面的原因。 “生态”一词源于希腊文oikos，意思是“住所”或“栖息地”，是指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体系等(曹山柯2009:69-74)。人类精神也存在其生态体系。长久以来，人类没能给予精神问题足够的重视，以至于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好在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了人类的精神窘境，并将精神纳入学术研究的范畴，甚至创立了“精神圈”这一概念，与大气圈、生物圈等自然生态圈并置。较早提出“精神圈”这一概念的是西方学者夏尔丹(Chardin)(豪克1992:218)，法国学者克洛德阿莱格尔在《城市生态，乡村生态》一书中也曾论及“精神圈”。我国学者鲁枢元先生也非常关注人类的精神问题，认为精神的重要性其实和自然界中的万物具有同等的客观性和价值性。他认为把地球生态系统划分为水圈、大气圈、岩石圈、土壤圈、生物圈五大系统并不全面，忽略了人在地球生态系统中作为个体的、情感的、信仰的、潜隐的以及超越性的即心灵性的、精神性的存在，也难以准确地说明人在整个宇宙系统中的地位及人作为整体对其他生态圈的作用与影响。因此他认为在这五大圈之外，还应该有一个由人类的操守、信仰、理想、反思、感悟、追求、憧憬为内涵的“精神圈”(鲁枢元2001:94)。 精神是人类的意识活动，是人类行为的向导。人既是一种生物性存在，也是一种社会性存在，同时更是一种精神性存在。雅斯贝尔斯曾经说过:“人就是精神，而人之为人的处境，就是一种精神的处境”(雅斯贝尔斯1992:3-4)。“系统论”之父贝塔朗菲不无忧虑地说道，“在生活富裕和高标准的时代里，生活会变得没有目标和意义”(贝塔朗菲1989:25)，“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生物需要，但却是人的精神需要挨饿”(ibid:28)。人类目前所面临的各种窘境其实都可以从精神上找到原因。精神出现了问题，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也就不可避免了。例如，西方理性主义对人类和自然的主客二分思想就导致了人类将自然仅仅看作是满足人类需要的资源，对自然进行盲目开发、疯狂掠夺，丝毫不考虑行为本身给自然带来的生态后果;现代社会形形色色的精神疾病更是对无所不能的人类一个莫大的讽刺。现代医学通常把各种心理、情绪和行为的异常都称作精神疾病，其症状主要表现为感知、思维、情感、意志和行为活动上的障碍。就《悲悼》中女主人公莱维妮亚来说，这些精神疾病在她身上主要体现为“自我”的沉迷、“欲望”的放纵和“人格”的分裂。莱维妮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