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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资料室创建前景本文作者：鹿钦兰 单位：聊城大学音乐学院 在吠陀、梵书、森林书、奥义书这四种吠陀文献中，奥义书是最后一部分，故又称为吠檀多，意即“吠陀之末”或“吠陀的终结”。“吠陀”实际上是印度世代口头流传下来的古老的宗教、文学典籍，共分4部，全称为《吠陀本集》，其中最古老、最重要和具有文学价值的是《梨俱吠陀》，它反映了“早期吠陀时代”（约公元前1500-前900年）。在《奥义书》之前，仅仅注重对吠陀经的口头记诵。父亲可在家庭内部向子女传授。这说明在口耳相授的时代，家庭还可以承担教育的功能。而到了《奥义书》时期，阐释经义的任务就不是一般家长所能胜任的了，而需要对经义有专门研究的印度史籍中所谓的“古儒”来承担。于是就有了专门的典籍、专门的教学人员，进而也就有了古儒在家庭中开设的学校。印度后来的高等教育也兴起于这一时期。并于公元5世纪末的笈多王朝时期渐渐发达起来。而公元5世纪以后佛教教育成就最高、规模也最大的寺院大学纳兰陀寺同时也是藏书宏富的寺院。以上事实说明，没有原典和大量藏书，就没有正式教育的开始。这也决定了图书馆，或专门的、大量的图书收藏从一开始就与大学或高等教育保持着共生同在的关系。中外教育大师的生平也能说明这一道理。中国的孔子如此，西方的柏拉图及其高足亚里士多德也是如此。孔子阐述六经，整理古籍；亚里士多德则先是努力收集各种图书资料，勤奋钻研，建立了一个图书馆，然后才建成著名的吕克昂学园。实际上，历史上所有的教育大师往往也同时是薮集守护天下文章书籍的人类文化发展的功臣。 书籍与中国的教育 典册出，教育兴据古籍记载，我国夏朝（前21-16世纪）已有学校。商朝学校的存在不仅有古籍记载，更有大量出土文物作为实证。而且，原典、图书积累作为重要的办学条件起到了推动学校教育发展的重要作用。周朝人对此有很清醒的文化自觉，在《尚书多士》中留下了这样的感慨：“唯殷先人，有典有册。”换言之，商朝是因为“有典有册”之后，学校教育才得以长足发展，形成比较完备的学校，已出现“太学”（王炳照等1990：8；11）。 由“学在官府”到官学、私学共在教育之发展走向，斯文之传播路径，与书籍之出现、原典的成熟、书籍的增多，及其后来的聚散都有密切关系。周之时，政教合一，官师一体，“学在官府”。作为文化发展之荟萃的典章文物，包括书籍，都藏于秘府，掌于专官，属于比较彻底的“唯官有书”，“唯官有器”（参见王炳照等1990：12）。这些典册藏于官府，专供贵族及其子弟传习使用，与百姓无缘。春秋时，天下大乱，礼崩乐坏，文献典册多有散落民间者。学术也随书籍的流布而进入平民世界。孔子所谓“礼失而求诸野（班固2005：595）。”就是针对典册散佚，学术流入民间的历史现实提出的文化传承对策。从此就形成了天下图书不但聚于官府，也藏于民间的格局。同时，随着图书在民间的流布，也出现了私人办学，形成官学、私学共在的局面。自此以后，秦始皇虽“燔灭文章”，焚书坑儒，颁挟书令，禁藏诗书百家之语，禁止私学，要求士人求学要“以吏为师”（参见王炳照等1990：86），也没能阻挡书藏于民间这一发展趋势，更没能逆转这一发展历史。大概也将永远不会有人能逆转这一历史。 汉朝重新重视官府的图书收藏，建策置官，“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皆充秘府”（班固2005：595）。但汉朝，特别是东汉也出现了专门的私人藏书处所或建筑，称作“精舍”或“精庐”，即当时儒家或一般文人藏书、读书和讲学之所。这也是现代图书馆及资料室之雏形，后来发展为书院，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书院从唐、五代到清末，存在了一千年之久。有官办和私人设置两种形式，但以私人创办为主，积聚大量图书，兼顾教学活动与学术研究。既是藏书之所，又是教育之地。作为官办科举教育的补充，书院在传承中华文明，培育民族精神，推动中华民族的凝聚与发展等方面，都有过历史的辉煌（贾宇2011）。西方图书馆与大学的关系，以及中国历史上书院对中国文化传承与发展所起的作用都说明一个深刻的道理：无书籍，则无教育。 学院资料室的必要性和不可替代性 院系资料室的藏书建设多以本学科、本专业的需要为中心，根据专业的性质、服务对象及学科发展趋势来决定收藏的重点和范围。院系资料室在采购书刊资料时都紧紧围绕本院系重点专业和新开设专业的教学中所涉及到的内容有所倾斜来制订采购计划；在搜集资料和开展定题服务等工作中也是对重点专业和新开设专业有所侧重；同时，在采集收藏内部文献资料时，特别重视采集收藏其他学校类似本院系的重点专业和新开设专业的内部文献资料，如教学大纲、教学计划、知名教授的科研报告，学术会议资料、历届毕业生的论文集等。这种专门性，具有不可替代性。譬如，眼下虽然是网络信息时代，国内的、国外的、过去的、现在的时事信息漫天飘，但当你想找文革时期一个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