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民国公文纸面结构变化.docVIP

探究民国公文纸面结构变化公文的纸面结构与权力关系图式 公文行文方向不同，其格式要素的数量与位置也各不相同。公文的行文方向与其格式要素的纸面布局构成一种内在的对应关系。这是民国公文纸面结构的重要特征。 1．行文方向与公文格式要素的多寡:就公文格式要素的完整性来说，自前清而民国，上行文最完整，平行文次之，下行文则很少具备上述所有要素，呈现“缺项”特征。比如公文中发文官署长官的衔名，清代公文分前衔后衔，但下行文通常只署前衔，省略后衔，而且前衔只衔姓，不衔名。至南京临时政府，统一前衔后衔，前衔标明发文官署，不衔姓名，后衔标明发文作者，衔姓名。这一点为北洋政府部分继承，1912年11月的《公文程式》提供的公文格式范例，除了处分令和批文的后衔只衔长官姓之外，其它下行文的后衔均须在文末靠下全衔长官姓名。但从现存档案来看，当时有很多下行文并未按照规定全衔姓名，而是只衔姓，或者干脆省略不衔。1927年至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三个《公文程式》也指明：“公文书应记明年月日及长官姓名”。但在实践中，仍有官署在下行文中并未署名。1941年9月行政院令发《行政机关行文署名盖章办法》又修正为：”平行及下行文件主管署名，不盖章，批不署名，亦不盖章。”[5]批文后衔仍旧只衔姓，平行文和上行文的后衔也并非一律全衔主管姓名。民国时期的惯例是，无论是咨还是公函，平行文的后衔都只衔官署名，而不衔官署长官名。上行文则全衔发文官署长官姓名，既有前衔又有后衔，格式要素最为完整。和发文官署衔名相对的是对受文官署的书写：民国下行文通常对下级官署及职官全衔姓名，如“令某官署某官姓名”；平行文则只衔其官署名，如“此咨（致）某官署”；上行文对长官只衔姓，如“谨呈某官署某官姓”。 再如加盖印章。南京临时政府曾统一公文的盖印制度，所有法定公文皆须在发文官署后衔之后加盖长官名章。但在北洋政府时期，只有上行文遵照这一规定，平行文和下行文皆未加盖长官印章。南京国民政府沿袭了北洋政府的惯例。1941年的行政院《行政机关行文署名盖章办法》，明确“上行文件主管应署名，下盖官章，无官章时盖私章。平行及下行文件主管署名，不盖章”。上行文与平行文、下行文在格式要素的构成上仍然不同。事实上，南京临时政府在出台下行文要署名盖印这一规定之时，即遭到很多人反对，他们认为下行文由发文官署长官署名有损”上官之尊严”，行文既有上下行移的区别，那么在署名上也应该有所不同。下行文署名的“缺项”与“上官之尊严”存在关联，其个中缘由在于中国传统避讳制度在公文程式上的延伸。避讳的发生本源自古人的鬼神信仰，以避名方式表达一种畏惧和尊敬的态度，之后避讳与封建专制宗法制度相结合，演成一套维护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等级秩序的礼仪，所谓“尊卑有序，以讳为首”。依吴良祚的研究，古代避名讳有“国讳”、“家讳”、“宪讳”和“圣人讳”四种。[6]在封建官僚集团内部盛行避宪讳，下属有意空缺上官的名讳，以“官宪爵位+姓”替代。称其官名，同时也是对上官身份地位的显扬。下属自称则直接称名，因为“名者，质贱之称”（《礼记集解》）。另一方面，上官对其下属，则用贬称，直呼其名，所谓“朝廷之礼，贵不让贱，所以明尊卑也”（《白虎通礼乐篇》）。上官自称也空名讳，衔姓而不衔名。平级官员之间，相称对方也以官爵替代，空其名讳，自称亦然，所谓“诸侯相见，只可称爵，不可称名”（《礼记集解》）。避讳制度延伸在公文格式上，即对发文官署前衔后衔及受文官署的书写，在不同的行移关系中各有不同的体式规范。这本是一套礼仪，但这套礼仪进入政治语境后，就成了彰显尊严的行为象征。讲究礼仪并不在礼仪本身，而在礼仪背后的影响、取向和态度。下属避上官名讳，显示的是对现实秩序、上官权威的服从和敬畏，由敬而讳。而上官可以对下属直斥其名，彰显的则是上官的特权和威严。所以徐望之说，下行文不署名，“此在专制之世，皆所以表示尊威”。[7]到了民国，孙中山等统一发文官署的署名制度后，不少官署对前清的署名传统依旧恋恋不舍，称谓上官仍遵照前清习惯，以官爵代替姓名。 再如公文的事由。事由分详叙式和略叙式，上行文用详叙式，下行文则用略叙式。上行详叙的原因，在于下官考虑到上级“统辖各属，综核名实，案既纷繁，事又丛集。唯恐长官核阅，或难周至，收发摘由，不免疏简。故为便上核阅期间，每详摘案由于本文之首”[8]，所谓“劳下以便上”。文首详细叙由，本可便利受文机关快速掌握全文大意，提高办文效率，同时也便利其登记归档。这本是一个好办法，但下行文并不采用这个办法，而用略叙式事由，或者干脆不叙事由，因为上官为下级摘叙事由，“劳上以便下”，也会有损上官之尊严。 下行文以“缺项”来建构“上官之尊严”，还与传统下行文以不正式表示轻视的做派有关。封建时代的官署下行文与上行文相比，总是缺少一些项目要素，比如皇帝谕旨以军机处名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