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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创作心态 一显扬门楣、克振家声的宗族意识 “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上凑高祖，下至玄孙，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为亲。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2］ 宗族意识是华夏文明的组成部分，在历代诗文中，称颂、追念父祖功德勋业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对归有光来说，这份强烈的宗族意识尤具典型意义。 归有光的祖上显赫一时，在昆山曾是名门望族，“自工部尚书而下，累叶荣贵，迄于唐亡，吴中相传谓之着姓”［3］，“吾归氏虽无位于朝，而居于乡者甚乐。县城东南，列第相望。宾客过从饮酒无虚日，而归氏世世为县人所服。时人为之语曰:“县官印，不如归家信。””［3］但归有光未能“仰圣门之荫泽，挹令子之丰标”，从他的祖父辈起，归家日趋衰败。归有光的祖父归绅、父亲归正都未谋取功名，不曾有一官半职，祖辈的基业很快被消耗殆尽，至归有光这一代，只余留碎瓦颓垣、陋室空堂和无尽的惋惜与哀伤。在局促、破旧、阴暗的项脊轩中，“尘泥渗漉，雨泽下注，每移案，顾视无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过午已昏”［3］，这便是少年归有光在读书习业、温籍经史的同时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让归有光痛心疾首、“深自伤悼”的不仅是家族光景的衰落，更有人心的分崩离析与家风的急转直下。他在《家谱记》中痛陈:“归氏至于有光之生而日益衰，源远而未分，口多而心异。自吾祖及诸父外，贪鄙诈戾者，往往杂出于其间。率百人而聚，无一人知学者;率十人而学，无一人知礼义者。贫穷而不知恤，顽钝而不知教;死不相吊，喜不相庆;入门而私其妻子，出门而诳其父兄。”［3］目睹此情此景，归有光悲愤交加，亦心有不甘:“然天下之事，坏之者自一人始，成之者亦自一人始。仁孝之君子，能以身率天下之人，而况于骨肉之间乎?”［3］归有光不仅赋予自己重振家邦的使命，潜心于科举入仕，还将儒家伦理道德观导入，作为治家的良方，希冀于“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表现了他作为一个经世尚儒学者的匡扶家国的使命与决心。 二涅而不缁、忠于内心的磊落性情 《北周书卢诞传》曰:“经师易求，人师难得”，归有光卜居安亭镇时期的讲学授徒即为世人树立了“人师”的典范:“窃以为科举之学，志于得而已矣。然亦无可必得之理。诸君皆禀父兄之命而来，有光固不敢别为高远，以相骇眩。第今所学者虽曰举业，而所读者即圣人之书，所称述者即圣人之道，所推衍论缀者，即圣人之绪言。无非所以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事，而出于吾心之理”［3］，归有光在《山舍示学者》中语重心长地劝勉四方慕名而来听他讲学的弟子。明代的科举制度已落入程序化的窠臼，以八股取士，限制考生的自由发挥与创新思维，这是封建专制政权发展到极盛的产物。在这种形势之下，应举士人的志气和热血逐渐冰冷、褪色，取而代之的是投机侥幸心理。但在归有光看来，既然所学的是“圣人之书”、所承续的是“圣人之道”，所传播的是“圣人之绪言”，那么就应该坚守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并以此作为读书人的毕生追求。放眼归有光的一生，无论是在文坛，还是官场，无论是出，还是处，他都有着自己的坚守和追求，遵循着心底的道义和原则。 首先来看文坛上的归有光。归有光生活在明前后七子之交的时期，在七子的大力仿效和倡导之下，“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风气弥漫了当时的整个文坛。归有光和唐宋派的代表人物也受到了复古思潮的影响。但与七子对古文的一味模仿和优孟衣冠不同，归有光以其对古文精神气质深入独到的领会对抗形式主义的复古逆流，自成一格。据钱谦益的《震川先生小传》:“熙甫为文，原本“六经”，而好《太史公书》，能得其风神脉理。其于六大家，自谓可肩随欧、曾，临川则不难抗行”［3］，归有光的文风上承《史记》、《汉书》，下继韩愈、柳宗元，开启了明清古文创作的新境界。归有光主张文章的实质在于直抒胸臆，而非迎合世俗，除文风自出机杼外，在题材上，他创作了大量不避琐细描写日常生活琐事的散文，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前后七子复古思潮的批判。这些文章记录着与他的生命轨道相遇相交的人和事，抒写着种种往来际遇和悲欢离合，渗透了作者的真情和挚感，以清新朴实的生活气息和沁人心脾的艺术魅力，独秀于当时枯槁晦暗的文坛。 官场的趋炎附势、人情世故，归有光不懂，也不愿懂。 他在科举之路上艰难跋涉，是为了有效实现家族的复兴、为了真正实践他经世治国的理念，断非贪慕荣贵、为区区五斗米折腰。归有光在长兴县令任上，体恤民众，兴利除弊，不惜为百姓福祉得罪地方豪绅。他用古时的教化理论和方式治理民众，每次审理案件之时，便令人把妇女儿童领到案前，用尖细的吴语循循善诱，断完案即打发他们走，甚至不写判决书。上级的命令若在归有光看来不切实际，他就搁置案头，不予执行;与上司意见不合，他也径自照自己的意思办。最终，归有光因秉性刚直而得罪地方豪强，遭到排挤，被调至顺德府(今河北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