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信仰对正邪社会风貌作用.docVIP

民间信仰对正邪社会风貌作用 民间信仰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历来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早在1920-1930年代，顾颉刚、费孝通先生就对民间信仰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作用有所研究。新中国成立之初到文革结束之前，民间信仰的研究几乎无人问津。直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史研究的深入，民间信仰又成为研究民俗民风的重要课题。苏州地区的民间信仰，因苏州在全国经济版图上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作为吴文化中心的地位，还缺乏非常成熟和全面的研究成果，更显其研究价值。 苏州自古以来就有信鬼神、好淫祀之风，民间信仰庞杂而繁盛。唐代狄仁杰巡抚江南之时曾经“毁淫祠千七百所，吴中仅置太伯、伍胥、季札三祠”［1］438。然而民间信仰并未因此销声匿迹，反而愈加兴旺起来。到了明代，这一区域的民间信仰更是有了进一步发展，几乎所有人都信奉欲行事、必卜鬼神，如对神祇不敬，必遭报应的观念。民间信仰的兴盛对当时的社会风气既有某些积极影响，更有许多负面的作用。 一 明代苏州的民间信仰纷繁多样，仅据明正德年间王鏊所撰《姑苏志》记载，苏州府就有祭祀各式民间信仰的庙宇308处。［2］作为社会生态的组成部分，民间信仰与当地的社会风气有许多联系，形成了明代苏州地区民间信仰的独特样态。 第一，自然灾害与民间信仰。一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将人们想象的苏州粉饰得绚烂无比。但实际上苏州的自然环境并非得天独厚的世外桃源，仅据初步统计，明代自洪武开国至万历年间苏州就经历风霜雨雪之灾54次，兵旱蝗疫之灾38次，其他各类灾难16次，共计大小灾异108次。［3］连番灾难之中，百姓无处可逃、无力可抗，只能祈求上天怜悯，祈求神灵相助，民间信仰由此而日益兴盛。 第二，漕运护航与民间信仰。“苏州一府，赢于浙江全省；松属地方，抵苏十分之三，而赋额乃半于苏，则是江南之赋税，莫重于苏、松。”［4］135吴地所征钱粮上缴朝廷靠的是水路漕运。洪武年间，定都南京，故而运粮路近，耗损亦少。永乐中，迁都北平，漕运转输的难度数倍于往昔。为了祈求路途平安，与航运相关的神灵层出不穷，甚至原本并没有相关功能的神灵，也延伸出了为漕运经商船只保驾护航的功能。根据正德《姑苏志》记载，当时苏州一府规模较大、记载确凿的水神类祠庙多达30处，每县皆有分布，祭祀白龙神的灵济庙更是列入祀典，每年由官府春秋致祭。其中比较值得关注的是常熟的海神李主祠，弘治《常熟县志》中记载：“元泰定间道士邓道枢立李神祠于西庑，以为护法。”［5］766显然在此时海神李主信仰并不受重视，而是作为致道观的护法存在，没有专祠也没有固定司职。不过当其被赋予了保护湖海航运的职能之后，即使仍位于致道观中，但信众日增，香火日盛，到了清末，致道观更是有了俗称李王宫，可见百姓心中水神的地位非同寻常。 第三，苏州风俗与民间信仰。吴地民风尚奢，明代杭州人张瀚在《松窗梦语》中载道：“至于民间风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6］79平日里最能集中体现奢侈之风的是一年中层出不穷的赛神会活动，浙人张岱偶往苏州一行，便目睹了一场狂欢盛会。“天启壬戌六月二十四日，偶至苏州，见士女倾城而出，毕集于葑门外荷花宕。楼船画舫至鱼欚小艇，雇觅一空。”［7］14根据隆庆《长洲县志》记载，六月二十四日乃是祀二郎神之日。“清源妙道真君行祠，在晏公庙内。国朝所创，神姓赵名昱，灌州人也。邑中患疡者祷之辄应。相传六月二十四日为神生辰，倾城男女奔赴以祈灵贶云。”［8］101显然，在吴地风气的演变中原本的神祇信仰活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四，地方士绅与民间信仰。明代苏州教育发达，人才辈出，根据吴建华教授《明清苏州、徽州进士的文化素质与文化互动》一文，明清苏州进士共有1779名，其中明代1016名，高踞全国之冠。［9］13-24因为“子不语怪力乱神”，所以，士子儒生往往对民间神灵巫觋之流持否定态度，但总体上讲，苏州士绅中纯粹的无神论者是极为少见的，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民间信仰抱着包容甚或倡导的态度。归有光在为其友嘉定人唐钦尧所撰墓志铭中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唐钦尧）母方构危疾，祷于县之神以求代，疾良愈，每至岁旦，必焚香拜庙以答神。”［10］705此中并未记载唐氏如何寻医问药，而是记其如何求神如何还愿，可见普通知识分子对于鬼神之说多有笃信。对于先贤祠堂，地方士绅的态度则更加重视，“乡（昆山）先生殁而祭于其社即其遗墓所在而祠之。祭不可以无田，于是复割田为祭祀。”［11］410 第五，官府导向与民间信仰。有明一代为官苏州者数不胜数，而政绩平庸或鱼肉百姓的贪墨之徒为数甚伙。不少人利用民间信仰与巫觋神棍互为表里，蒙骗、敲诈百姓，将迎神赛会作为聚敛财富的手段，对吴地淫祠滥祀泛滥，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对苏州有惠政、受百姓景仰的地方官员也大有人在，他们大多在三个方面成绩较为突出，一是治水，二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