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PK《东方杂志》.doc

《新青年》PK《东方杂志》 论战各方观点 杜亚泉： 东西文化各有不同特点，持调和论。 陈独秀： 中西文化绝无相同之处，西学为“人类公有之文明”，反对调和论。 胡适： 不排拒传统，但以西学为主体，强调两种文化之共性，不主调和论。 吴宓： 与胡适相反，以中学为主体，但亦强调两种文化之共性，亦不主调和论。 “五四”时期，曾经发生了东西文化问题的论战。 这场论战，少有人提起，王元化先生曾评价：“这场论战就其文化史上的意义来说，是远远凌驾于以后发生的科玄论战、民族形式问题论战之上的。” 这场论战肇始于《新青年》主编陈独秀批判《东方杂志》上发表的三篇文章。不久，著名新闻人杜亚泉于1920年迫于情势，受论战影响，辞去主编职务，同时也不再为杂志撰稿，仅担任编辑课本工作，同时创办新中华学院。两年后因经费告绌而停办，负债数千元。淞沪战役爆发，商务印书馆毁于日军炮火。 杜亚泉举家避难回乡。次年，患肋膜炎，十二月六日逝世，享年六十岁。他在病时，无钱医治，下葬时借棺入殓，身后萧条，令人倍觉凄凉。张梓生于《新社会》半月刊撰文悼念，言词甚哀，极为沉痛：“国人对于人物之崇仰，久失其正鹄。当曲园之死，举国淡然，时王静安已有所感。近则时局变幻，人心愈趋卑下，对数政客官僚之死亡，报纸争载，市巷纷谈；而对于品格崇高，行足讽世之学人之逝世，除三数熟友外，类皆无所感怀。” 只知陈独秀，不晓杜亚泉 陈独秀，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杜亚泉则不然，除非是新闻专业出身。 杜亚泉，18粥年(同治十二年)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伧塘乡(今上虞市长塘)。原名炜孙，字秋帆，叉署伧父。少时刻苦自修，精于历算，通日语，长于理化、矿物及动植诸科。他的治学道路颇曲折，青少年时，即觉帖括非所学，改治训诂。甲午后，又觉训诂无稗宴用，再改学历算。一八九八年应祭元培之聘，任缁兴中西学堂算学教员。越二年，为提倡科学，培养人才，创办亚泉学馆(后改为普通学书室)，同时出版《亚泉杂志》。 1903年(光绪三十年)应商务印书馆夏粹芳、张元济之邀赴沪，将其普通学书室并入商务，任商务编译所博物理化部主任，负责编辑教科书。至今仍在延用的化学元素中文译名也是出于他的手定。由于这些成就，人们称他是“中国科学界的先驱”、徐寿以后至二十世纪初成绩卓著的学者。他在主编任上，奖掖后进，做了不少工作。1911年(宣统三年)至1920年(民国九年)，杜亚泉掌《东方杂志》笔政，前后凡十年。他出任主编后，刷新内容，扩大篇幅，使这个刊物成为当时具有重大影响的学术杂志。　 杜亚泉逝世后，不但他的生平和功业很少有人提及，就连他的名字也似乎渐渐湮没无闻了。王元化先生认为，解放后所出版的《现代思想史论》，对“五四”前后那场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论战，未置一词。这场论战就其在文化史上的意义来说，是远远驾凌于以后发生的科玄论战、民族形式问题论战等之上的。根据现存涉及杜亚泉的几篇文章来看，却是毁多誉少，有的甚至把他视为落伍者。现在是应该对他作心平气和的再认识、再估价的时候了。 激进与保守的较量 论战，因何而起呢? 陈独秀所质问的《东方杂志》的三篇文章，均发表于一九一八年。 它们是杜亚泉的《迷乱之现代人心》，钱智修的《功利主义与学术》，平佚编译的《中西文明之评判》。当时正是一次大战之后。论战发生的前一年，杜亚泉撰《战后东西方文明之调和》，说“此次大战使西洋文明露明显之破绽”。这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意见，海外学人甚至谈得更多。杜文又说：“十九世纪科学勃兴，物质主义大炽，达尔文之生存竞争说，叔本华之意志论，推而演之，变成强权主义。其尤甚者，则有托拉邱克及般哈提之战争万能论。不仅宗教本位之希伯来思想被其破坏，即理性本位之希腊思想亦蔑弃无遗。现在道德观念，竟以权力或意志为本位，而判定是否道德，则在力不在理。战争责任不归咎于强国之凭陵，而委罪于弱国之存在，于是弱者劣者为人类罪恶之魁。” 这种估计，虽然不免夸大，但事宴却是存在的。 杜亚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东西文化调和论的。 《中西文明之评判》这篇文章译自日本杂志《东亚之光》，其中介绍了三位西方学者台里乌司、弗兰士和普鲁克陀尔福对中国学者胡君的著作的意见。胡、辜日音相近，胡乃辜鸿铭之误译。辜书曾以德文在德发行，一本是《中国对欧洲思想之辩护》，另一本是《中国国民之精神与战争之血路》。其内容要旨是说以孔子道德伦理为代表的中国文明，实优于基于物质主义的西方世界观。台里乌司对辜说表示同情，而弗兰士则力辟其妄。 陈独秀质问的另一对象是撰写《功利主义与学术》的钱智修。钱又署坚瓠，为杜亚泉在商务的同仁，他与陈寅恪曾在复旦公学同学。钱对改革的看法与杜相近，他有“因革说”：“因者，取于人以为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