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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及推介传播摘 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教程》）是在斯大林直接领导和主持下，由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著，经联共（布）中央审定的联共（布）党史正式教科书。《教程》是联共（布）党史的斯大林“钦定本”。《教程》在1938年出版问世之前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孵化”过程。《教程》一出版就得到联共（布）中央、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权威性认定，在联共（布）中央、共产国际、斯大林和苏联媒体的大力宣传推介下，在苏联国内成为唯一的党史教科书和阐释马列主义的合法教材而得到普及。《教程》作为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共产国际认可的苏共党史正本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知识的百科全书在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国共产党中长时期广泛传播，至高的权威性成就了《教程》惊人的发行量，对国际共运产生了深刻而复杂的重大影响。 关键词：《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苏共党史；斯大林；出版传播 中图分类号：D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3-0238-03 一、斯大林主导下的《教程》在苏联的“孵化”出版过程 《教程》一书是在斯大林直接指导和推动下编写完成的，斯大林亲自撰写了此书第四章第二节“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对该书的最初样稿做过详细而系统的修改，“在这部著作的编纂中，党底导师斯大林同志，是曾经最积极地参与了的”[1]。《教程》的起点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这一时期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成绩的取得并没有遮挡住国内外强大的质疑声，批评的焦点在于他们认为斯大林的路线和行动违背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作为苏联现实的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必须对国内外的指责和质疑的声音做出回应，从历史中寻找合法性来源自然是一个简便易行的捷径，酷爱阅读历史、具有深刻历史领悟能力的斯大林十分明白这一点，而这首先绕不开如何叙述和评价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 斯大林将关注的目光首先投向了苏联历史学界和历史问题上。苏联《无产阶级革命》杂志1930年第6期发表了著名历史学家斯卢茨基的文章《布尔什维克论战前危机时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该文认为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和战前一般社会民主党内的中派主义的危险估计不足并且斗争不力。斯大林阅后，1931年10月给该杂志编辑部写了一封《论布尔什维克历史中的几个问题》①的长信，斯大林在信中反对该杂志刊登斯卢茨基的关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对中派主义估计不足和斗争不力的文章，反对引导人们讨论那些本来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公理的问题，认为不能把列宁的布尔什维主义立场等根本问题变成讨论对象[2]。斯大林在对斯文的驳斥中，核心观点是强调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对中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坚定的有力的，与机会主义的“决裂”是不可避免的和必须的，这是贯穿布尔什维克党整个斗争历史的一条主线。斯大林在信中指出，否认“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论点是托洛茨基机会主义提供给“反革命资产阶级一种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精神上和思想上的武器”[2]，是歪曲和伪造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斯大林在信中说：“据我看来，编辑部的任务就是要把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问题提到应有的高度，把我们党的历史的研究工作纳入科学的、布尔什维克的轨道，加强注意去反对托洛茨基主义伪造者和其他一切我们党史的伪造者，经常揭穿他们的假面具。”[2]斯大林还在信中批评该编辑部发表这样的文章是犯了“腐朽的自由主义”的严重错误[2]。 早在1932年斯大林就曾决定，“结束对党史叙述的随意性和混乱状态，消除在已出版的许多党史教科书中存在的大量各种不同的观点和对党的理论和党的历史中的一些重要问题的随意解释。”[3]紧接着在斯大林的主导下，联共（布）中央作出关于成立“编写联共（布）党史小组”的决定，授权全体中央书记即斯大林、波斯特舍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斯捷茨基、皮亚特尼茨基负责这本著作的审定工作。 1935年10月成立了以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为首的筹备编写这部教科书的专门委员会（即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相应地在该委员会的领导下召集了苏联历史学界的众多权威正式开始了教科书的编写工作，如雅罗斯拉夫斯基、波斯佩洛夫、克诺林等负责教科书编写作者集体的领导。 党史教科书编写集体工作效率很高，但都被联共（布）中央认为不符合要求。斯大林于1937年初给教科书的编者们去了一封《关于联共（布）历史教科书――给联共（布）历史教科书编者们的信》，明确指出了现已编写的教科书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的三个主要原因：“或者是因为它们在叙述联共（布）历史时没有同国家的历史联系起来；或者是因为它们仅限于叙述和简单地描写各种派别的斗争的事件和事实，而没有作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的说明；或者是因为它们在结构方面，在事件分期方面，有不正确的地方。”[4]为了避免这些缺点，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