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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问题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百年反思 黄霖 内容提要 本文在反思近百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上，就当前学界认识颇有分歧而重要的一些问题，诸如研究的价值取向、基本理路、课题选择、理论指导、基本方法、对象界定、主要视点、视域覆盖及立场追求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希望能有助于21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健康地展开。 关键词 20世纪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21世纪 从20世纪初开始起步到现在，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已经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历程。其间波澜曲折，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虽然在总体上还称不上是显学，但在整个人文科学的研究中还是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至21世纪之交，古代文学的研究开始有了从未尝到过的边缘化的苦涩。古代文学研究的路究竟该怎样走下去？现实需要我们作出回答。而反思历史，从走过的路中总结其成败得失，也可以为以后提供借鉴。我们在反思近百年来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历史中，觉得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思考。 　　　　一、研究的价值取向：个人的自适与社会的需要 古代文学的研究本来多为个人行为，但这种个人行为之所以产生并能进行，一般都与一定的社会现实、时代精神、文化风尚等密切相关，故在实际上是很难将研究的个人性与社会性截然分开的。但就学者明确追求的价值目标来看，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完全出于学者个人的兴趣爱好，借文学研究以自娱自适，或追求某种纯学术上的价值，达到学术上的某种自足；另一种学术研究是与社会之需要、时代之精神、文化之变革自觉地联系在一起，直接或间接地包含着某种社会群体的功利性。同样是学术研究，前者追求的是“传世”，后者注重的是“觉世”；前者的研究是以我为中心，后者的目的是有益于现世。所以尽管两者有时难分难解，但就其主要倾向而言，前者即可称之为个人性研究，后者则可称为社会性研究。 长期以来，社会性的研究基本上占有主导地位。这是由于儒家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往往使文人学士肩负着一定的历史使命感和政治责任感，使学术研究与社会需要联系起来，并往往与政治直接相关。远的不说，从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以来，学术研究的经世致用已成为一种思潮。如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就力主治学要“通经致用”、“明道救世”，强调“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1] 历史进入到20世纪，整个世界风云变幻。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这一百年总的来说是一个多灾多难、救亡图强的时代。特别是在民族存亡生死攸关的历史时刻，学者能从故纸堆中抬起头来，以国家的、民族的群体利益为先，用先进的社会思想装备自己，追求社会的安定与进步，发挥学术研究的积极的社会价值，这是难能可贵的。世纪之初，梁启超面对风雨飘摇的时代与动荡不安的文坛，大力倡导“文学界革命”，引进新学术，改良旧文学，应该说功莫大焉。后如闻一多“要为我们颓丧的民族开一个起死回生的文化良方”的学术精神，使我们这些生活在和平时代的学者不能不肃然起敬。他的有关《诗经》、屈原等研究都渗透着时代精神。在《人民的诗人——屈原》中，他说：“如果对于当时那在暴风雨前窒息得奄奄待毙的楚国人民，屈原的《离骚》唤醒了他们的反抗情绪，那么，屈原的死，更把那反抗的情绪提高到爆炸的边沿。……历史决定了暴风雨的时代必然要来到，屈原一再地给这时代执行了‘催生’的任务，屈原的言、行，无一不是与人民相配合的，虽则也许是不自觉的。”[2] 他的这些结论，就既不失学术之真，又闪现着这位热爱祖国、关心人民的学者的奕奕神采，对当时“暴风雨前窒息得奄奄待毙”的人民起了一定的鼓舞作用。另外，如郑振铎先生的那篇著名的《谈金瓶梅词话》，研究了《金瓶梅》所表现的社会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表现真实的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者，舍《金瓶梅》恐怕找不到更重要的一部小说了。”进而他联系现实说：“《金瓶梅》的社会是并不曾僵死的；《金瓶梅》的人物们是至今还活跃于人间的，《金瓶梅》的时代，是至今还顽强的在生存着。”从而他再进一步说：“像这样的堕落的古老的社会，实在不值得再生存下去了。难道便不会有一个时候的到来，用青年们的红血把那些最龌龊的陈年的积垢，洗涤得干干净净？”应该说，郑振铎对明代社会和《金瓶梅》，对三十年代中国的社会所下的结论都是正确的，他的学术研究是科学的，但同时洋溢着一种强烈的经世致用的精神。因此，不难理解像《谈金瓶梅词话》这样的论文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史上是具有经典性意义的。 解放后，中国内地的古代文学研究者服务于社会的政治热情有增无减，大多数自觉地进行思想改造，调整了思想观点，将学术研究纳入了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中去。这对于一个新生的时代来说，需要统一思想来巩固政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后来，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被一些人教条化、庸俗化。有些研究者在做法上本身就背弃了历史唯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