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与地点——博士论文指导工作的自-社会学视野.DOC

地点与关系 ——一篇博士论文指导工作的自省 胡鸿保， 林 达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与人口学院） 胡鸿保按：数年之前（2007-2010），我曾与郭星华教授合作指导一名博士生，以实地调查的方式研究农村女性犯罪问题。对于法律社会学，我并不在行，边学边教，无论从同事郭星华还是从博士生张晓红，我都得益良多。然则学无止境，事后涉猎法律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文献、回顾往事，自觉留下颇多遗憾。现在借学术研讨会的机会，旧话重提，求教与各位方家。文中讨论的主要有三个议题：1）民族志的田野点；2）田野中的人际关系；3）对由该博士论文修改析出的一篇期刊论文的点评。文章采取答问的形式只是考虑展开叙述的便利，而并非存在过一个实际的对话现场。虚拟的发问者林达简作Q，答问者胡鸿保简作A。 胡鸿保，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人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结合我合作指导的论文，这里想提出来讨论的一是地点问题，另一是关系问题，先说地点。 现代民族志传统是以一个小而相对封闭的社区为研究单位来展开全方位调查和叙事的。当前国内从事城乡社会学研究者也多依此行事。如朱晓阳的“小村故事《暴力与秩序——鄂南陈村的法律民族志》宋立军超越高墙的秩序：记录监狱生活的民族志中国江南农村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结构1976—2006）》（2010）。张晓红田野研究的异常在于，她主要的调查地点在女子监狱，而研究的纠纷事件的发生地点却散布在河南省的多个农村。我在想，她做的是否可称为“转场民族志”。 Q转场？像游牧社会里，牧民随季节变化而转换牧场？ A是。但研究中创造一个新概念需要小心谨慎，我现在还没有考虑成熟，姑且只能说是“杜撰”。与宋立军（2010）的“监狱民族志”相比，很明显，张晓红是要“越狱”的，视野要越出监狱的。她的做法还是想要通过女犯的回忆和叙述，将纠纷重新放回日常生活世界。 Q同样是不止一个调查地点，它与“多点民族志”的区别在哪里？ A已经在使用的“多点民族志”（?Multi-Sited?Ethnography）这个概念中，造成多个田野点之间联系的关键因素在“世界体系”或“全球化”。这跟我们论文里“多点”的情况不一样。Multi-Sited?Ethnography自有其含义，网络词典上应该不难找到。 Q可以。……上网看了，选择下载了一个“维基百科”的，大概意思有点明白了。稍加修改，贴在下面： 民族志研究方法主导着社会文化人类学。不过，许多当代社会文化人类学家拒斥了早年将地方文化视为有界线和遗世独立的民族志模型。这些人类学家继续关心在不同地区的人们体验并理解其个人生活的方式，但他们往往主张，学者不能仅由一个地方观点来理解这些特定的生活方式；反之，他们将这个聚焦于地方的观点，结合了掌握影响当地生活实情的更大规模政治、经济与文化架构的这项努力。 在人类学研究和分析的一个正在成长的趋势，是多田野地点的民族志研究，在马库斯（George?Marcus）的文章《世界体系之中/的民族志：多田野地点民族志的兴起》 (Ethnography?In/Of the World System: the Emergence of?Multi-Sited?Ethnography)里有所讨论。他将文化视为嵌合在一个全球社会秩序的宏观建构之中，多点民族志研究方法在空间上与时间上，将传统的研究方法运用于不同地点。透过这种研究方法，我们检视世界体系对地方社群与全球社群的影响时，能得到更好的了解。 在多点民族志研究法中，也兴起将跨学科研究方法引进田野工作中，包括来自文化研究、媒体研究、科学和技术研究，等等。在多点民族志中，研究追踪一个跨越时空边界的主题。例如，一个多点民族志可能会追踪一个透过全球资本主义网络而传输的“事物”，例如一种特定商品。…… A这里不便再详细展开解释了。反正具体到张晓红的论文，一个监狱加上多个纠纷案发地这种“不止一个调查点”的情况与“世界体系”不搭界，就不该用“Multi-Sited?Ethnography”概念来解说。正所谓“此多点非彼多点”，性质有所不同，就该考虑用个别的名词。 Q标准的民族志研究单位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小社区、小村子，“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A马凌诺斯基的“科学民族志”确实是这样的。在介绍他开创的科学民族志的方法时曾说过： “民族志田野工作的首要理想，在于清晰而明确地勾画一个社会的构造，并从纠缠不清的事物中把所有文化现象的法则和规律梳理出来。他必须首先探知部落生活的骨架。这一理想迫使我们必须把全面调查作为第一要着，而不要专挑那些耸人听闻的、独一无二的事情，……一个民族志者仅仅去研究宗教或技艺或社会组织，那就是画地为牢，……”（《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导论：研究课题、方法与范围”，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8页。） 不过，后起的另外一位诠释人类学大腕格尔茨的一段常被引用的话，好像又把这个金科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