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中国“工具”教育之惑.docxVIP

破解中国“工具”教育之惑周健：人格教育比知识灌输更重要，最重要的是以身作则、身体力行。这并非在中国没有落脚之处，只是大家忽视了而已。前些天，笔者写了一篇《诺贝尔奖与中国的“工具化”教育》，引起了不少讨论，有不少人留言说：有一个小疑问，“人”的教育到底应该怎么做？你应该介绍更多具体的内容和方法。”我们首先需要一个共识，那就是人格教育比知识灌输更重要。人格教育在中国并非没有落脚之处，只是大家忽视了而已。人格教育的“内容和方法”，最重要的是以身作则、身体力行，这是培养儿童特立独行、表里如一的先决条件。现实中，从教育部门到学校乃至民间教育机构、从专家到老师乃至家长，大家喜欢谈的是方法，喜欢介绍的是工具，喜欢推荐的是图书，特别是很多商业教育机构和望子成龙心切的父母，更是深陷其中。据相关资料，2015年，中国的图书市场中，少儿类图书码洋比重为20.47%，高居全球之冠。买书、读书有用么？当然有用。但是，如果学校的校长、老师，每天忙着自己评职称、想方设法讨好领导，却要求孩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如果家长每天无所事事、浑浑噩噩在麻将桌、酒桌上，却要求孩子考试就要考满分、排名就要排第一、成龙成风，这不是胡闹吗？一践行以身作则的榜样教育本身并无什么困难，即便是普普通通的百姓，都可以在平时的言谈举止中给孩子以生活的教育，以行为的榜样。教育的本意就是学习模仿、推陈出新，模仿和跟随行为是所有哺乳动物的天性，老师、家长给孩子做什么样的榜样，孩子自然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中国古人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是这个意思。而现代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喜欢谈方法、谈工具，而不谈言传身教。过去的私塾教育，无论其内容如何迂腐，教育方式如何粗暴，其一直坚持着言传身教的正确方式，却是值得肯定的。说到榜样，很多人就会记起“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这首数亿人传唱过的歌曲。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的教育政策极其迷信利用“好榜样”的言传身教来促进社会的改造，然而事实却与愿望相违。“雷锋式榜样”最大的谬论是号召“全国人民向雷锋同志学习”，寄希望于十几亿人都能达到“车同轮、言同文、行同伦”的思想境界。然而，统一划齐的模仿不是教育是洗脑，是欺骗，而真正的教育就象原始森林一样，有鲜花有绿草也有参天大树，罗素说的“参差不齐乃是幸福本源”才该是教育的目标。如果一个人不能做到独立思考和表里如一，无论教育的“内容和方法”用得多么成功，无非是培养出一个有能力的“工具”而已，其实际功效和教育并没有多大关系。成功的模仿教育是建立在多元化的选择之上，而不是树立某种单一化的“完美”榜样让学生去追随。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说过一句有意思的话：中国的人格教育被拔得无限高，高来没有人都够得着。二好多年前，莫言还没有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在北大演讲。有学生问他：“有不少人说您的《红高粱》是模仿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请问莫言老师，你怎么看中国人说天下文章一大抄？”莫言听完了，慢条斯理地回答到：“你可能忘记了，‘天下文章一大抄’的后半句是‘看你会抄不会抄’。”莫言讲的实际上有深刻寓意，会抄与不会抄，抄姚雪垠的《李自成》，还是抄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选择之下是价值观的呈现，选择的过程是对历史和未来的思考。“会抄”与“不会抄”的前提是这个人会选不会选，而选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智慧和眼光的事情。生活中，有些人花钱不多，穿衣服漂亮好看，而有些人一掷千金，穿衣服总像穿“盗版”，这就是模仿能力被扭曲的结果。模仿能力的扭曲是榜样教育的无限拔高和单一化的结果。榜样本身没有好坏之分。榜样就象穿鞋子一样，只有合适不合适之分。榜样身上的好不是塑造出来的，而是受教者观察出来的；榜样的好不是宣传出来的，而是从受教者模仿的经验中引申出来的。正确的模仿能力是不断创新，却永远不是全新，有时虽然守旧，却不会不食人间烟火。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中国人在教育思想方面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伪科学”的科学发展观，一个是“伪先进”的文化批判，前者的结果是把中国变成“山寨”大本营，让榜样学习成为“东施效颦”，后者的坏处是把传统文化连根拔起，让榜样成了“无本之木”。缺少正确榜样教育的中国人，今天往往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急功近利、简单粗糙地模仿，最终走向“山寨”之路，另一类是不管有没有经验，拿起来就做，美滋滋地把“无本之木”说成是原创的参天大树。三中国人把模仿能力变成“山寨”能力的原因——“急功近利、简单粗糙”，只是表象，东西方文化的差别是内在的肌理。西方文化之下，解决一个问题大多从抽象思考出发，然后是逻辑推演，最后是通过实验得出具体的方法和工具；东方文化之下，解决一个问题是从具体的实践出发，找不同的方法和工具，成功之后，再用各种学说把自己的行为贯通成理论体系。西方文化是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把砍刀，站在树旁边说：“这把刀可以砍倒这颗树”；中国文化是一个人手里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