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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预算透明与地区官员腐败—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李春根 徐建斌江西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摘要：官员腐败主要是在其履行职能的人过程中实现的，财政预算的透明程度通过影响公权力的外部监督力量和官员腐败的风险成本，从而对地区官员腐败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中国政府高压反腐和预算制度改革的背景，通过构建省级面板数据，首次实证考察财政预算透明度对中国地区官员腐败的影响效果与程度。研究发现，省级层面的财政预算透明度对地区官员腐败程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财政预算透明度得分值平均每提高10分，每万公职人员腐败案件立案数就能够减少0.85件，这相当于腐败程度平均下降约3.5%。因此，应当通过加强对新《预算法》的执行力度，提高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透明度，充分发挥财政预算透明的腐败治理效应。关键词：财政预算透明；官员腐败；腐败治理壹、引言美国著名财政改革家、预算制度改革的先锋弗里德里克·克利夫兰有句名言：没有预算的政府是看不见的政府，而看不见的政府不可能是负责任的政府。无独有偶，中国民间则有谚语：阳光是最好的杀虫剂。毋庸置疑，财政预算在监督与约束公权力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因而在预防与治理腐败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自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加大了反腐力度，仅2014年，被查出的省部级官员就多大40余人，高压反腐已经成为中国“新常态”。在“治标”的同时，如何构建一套“官员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的长效机制是政府决策者和学术界面临的重要议题。事实上，中国政府反腐的“治本”工作也在有序展开，其中，预算制度改革便是反腐体制改革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2013年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公报中明确指出，要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预算法》修正案，一部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已于2015年1月1日正式面世并付诸实施。基于上述背景，部分学者已从理论上阐述了财政预算透明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孙文基，2013；石亚军和施正文，2014；孙文基，2014；夏先德，2014），此外，财政预算透明的腐败治理效应也已经引起了大众媒体的广泛关注。但遗憾的是，鲜有文献直接检验财政预算透明与官员腐败的相关关系，相关的经验证据十分匮乏。事实上，财政预算透明对中国官员腐败是否具有影响、影响效果与程度如何等问题终究是需要相关经验支持的问题。因此，本论文利用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的财政预算透明数据与官方统计腐败数据，通过构建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系统CMM方法，实证考察财政预算透明对中国地区官员腐败的影响效果与程度，研究结果显示，财政透明度能够显著的降低地区官员腐败程度。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从财政预算改革视角建立预防和治理腐败机制提供相关经验证据，对中国当前和未来的腐败治理工作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贰、文献评述鉴于腐败对经济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诸多负面影响，预防与治理腐败成为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共同面临的重要议题。为制定有效的腐败治理措施，必须厘清腐败的起因与决定因素。为此，国内外学者对腐败的成因进行了丰富的研究和探讨，研究认为，腐败的影响因素主要既包括经济发展水平，贸易开放程度等经济因素，也包括财政分权、政府规模、公务员相对工资等制度因素。毫无疑问，已有文献为理解中国官员腐败的成因与腐败治理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视角和丰富的经验数据。然而，囿于数据资料等种种原因，鲜有文献从财政预算透明视角研究腐败的成因。事实上，任何形式的腐败都是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能的过程中实现的，而政府的每一项职能活动均离不开财政收支活动，为此，财政预算的透明程度不仅直接影响着公权力的外部监督力量，而且直接影响着官员腐败的风险成本，从而对地区官员腐败产生重要影响。近年来，财政预算透明的腐败治理效应已经引起了大众媒体的广泛关注，但相关的规范学术研究明显不足，经验证据更是匮乏。根据笔者所掌握的文献，目前仅有郭剑鸣对此进行了一定的研究，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通过分析84个国家的预算公开性指数与清廉指数的相关性，研究表明，预算公开性指数与清廉指数具有显著的相关性。但本文与郭文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不同之处：首先，在数据方面，郭文采用的是基于84个国家的国别数据，而本文利用的是中国内部的省份面板数据。与跨国研究相比，采用一国内部数据能够有效缓解遗漏变量问题，比如历史文化和制度等等，从而获得更加可靠的经验结论；其次，在腐败指标方面，郭文采用的是清廉指数，而本文是以公职人员贪污、贿赂和渎职等案件立案数来衡量腐败。尽管基于主观认知的指数可以在更广泛和综合的意义上反应腐败程度，但它缺乏统一比较的尺度，而且这种主观判断的腐败程度可能与实际情况存在较大差距，本文采用的腐败案件立案数则更加客观和真实。最后，在方法方面，郭文采用的是简单的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