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剑及剑术浅议.docVIP

先秦剑及剑术浅议剑术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追溯其源头，当在先秦时期，因为剑是在这个时期形成与成熟的，依托于剑的剑术自然也应诞生在这一时期。 论及剑术，应先从剑谈起。关于剑起源的史料有不少，有黄帝做剑说。《史记·黄帝本纪》记载：“帝采首山之铜铸剑”；《孙膑兵法·势备》记载：“皇帝作剑，以陈(阵)象之”；蚩尤说，《管子·数地篇》记载：“昔葛天卢之山，发而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恺、矛、戟，此剑之始也。”关于剑的记载，史料中也有不少。南朝陶弘景的《古今刀剑录》中记载：“夏禹子帝启，……铸一铜剑，长三尺九寸”。《史记·周本纪》记载，牧野之战后周武王在朝歌“适王所……击之以轻剑，斩之以黄钺，……散宜生、太颠、夭皆执剑以卫武王。”据这些史料记载可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剑诞生在中原地区；第二，剑诞生在夏代以前，考古学与之对应的应是仰韶文化晚期或龙山时期；第三，剑至迟在西周已在军事上广泛应用。 那么考古发掘的情况是否与之对应呢？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金属格斗兵器出现在二里头文化第三期，也就是夏代后期，是两件青铜戈。较早发现的青铜剑出现在商代晚期，山西柳林的一座墓葬中出土有一柄青铜剑，但从该墓葬其他随葬品的情况来看，该墓不属于商文化的范畴，而属于北方草原文化体系。该剑通长23.5厘米，其铃首是草原文化的特征之一。陕西甘泉也曾出土商代晚期的青铜剑，同柳林出土的一样属于北方草原文化的范畴。西周早期的墓葬中出土有青铜剑，但并不广泛，剑的形制应脱胎于北方草原文化的青铜剑，长度多为二十多公分。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史料记载剑的出现时间与地域都不确切。首先，从目前考古发掘的情况看，北方草原文明剑出现的时间早于中原文化区域，剑既有可能诞生在北方草原地区；其次，仰韶、龙山、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殷墟文化皆未发现剑的踪迹，所以黄帝做剑及有关夏代剑的记载皆不确，剑在中原地区的出现应在西周早期。另根据西周早期青铜剑的形制及适用范围来看，《史记·周本纪》记载的周武王用剑击纣王尸体记载可能性不大；再次，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西周时期戈依旧是格斗兵器的主角，剑的应用并不广泛。基于上述三点，先秦剑术形成于西周不太可能，第一，剑的长度不够，直到西周晚期，剑的长度也多为三十多公分；第二，应用的范围不广，考古发掘出土剑的墓葬地域不广，使用的人不多，墓主社会阶层不全面。 到了春秋时期，剑的应用渐渐广泛，因此剑术的形成应在春秋时期。这可以从史料和考古发掘两个方面得到证据。 史料方面，《左传》中已经出现多处剑的记载，如昭公二十七年“置剑于鱼中以进，抽剑剌王”，因为剑藏在鱼中，这柄剑应该非常短，与匕首相似，所以这条记载难以证明剑术的产生。另一条记载则较为详细，昭公二十一年“齐乌枝鸣曰：用少莫如齐致死，齐致死莫如去备。彼多兵矣，请皆用剑。”这是剑用于战争最早的文字记载。这条记载应看作剑术已经产生的一个证据。首先，这条史料说明当时军中配剑已成常例，否则无法组成一支军队作战；其次，剑的技术应该已经成熟，因为当时军队中使用的兵器为戈矛，长度都远远长于剑，如果没有相应的技术，用短剑战胜敌手几乎是不可能的。 到了战国时期，剑已经成为军队的主要军事装备，有学者对《战国策》进行研究发现剑在《战国策》中出现的次数非常多，是《战国策》中提到最多的兵器。如《韩策》一卷有“以韩卒之勇，披坚甲，带利剑，一人当百，不足言也。”此外尚有多出以剑指代兵器的记载，其原因一是与当时的战争形态有关，另一个原因可能与战国时剑的形制与材质发生变化有关。另外，战国时期剑的长度也比以前长了很多，《齐策》卷六有“大冠若箕，修剑拄颐”的记载。这个记载在考古资料中可以得到证实：1959年12月，湖南郴州市马家坪战国楚墓中出土一柄柄扁平、长度达1.4米的铁剑，这一长度几乎是一般青铜剑的三倍。1980年，河北易县燕下都墓葬中出土了15柄铁剑，其中完整的8柄，长度在69.8—100.4厘米之间，平均88厘米，这种平均长度是青铜剑难以企及的。而且这一时期剑的应用已从军队向民间广泛流传，民间剑士有很多，《庄子》中就有相关描述，许多大臣开始用剑来比喻政事，这说明战国时期剑的形制与剑术已经非常发达。 有学者研究，当时剑的用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刺，一是击。《韩策》卷二载聂政“仗剑至韩，……韩傀走而抱哀侯，聂政刺之，兼中哀侯”，从这里可以看出剑的用法之一——刺；另外从聂政一剑刺穿两人的情况看，聂政所持剑的长度是相当长的。另一用法——击，出现在《燕策》卷三，秦王拔剑“以击荆轲，断其左股”，很显然这里的击就是斩、砍、劈这样的用法。而剑的格、洗之术，史料中未见描述。 从考古发掘情况来看，第一，春秋剑的形制已已经成熟，青铜剑的长度已达四、五十公分，战国时期剑的长度更长，《齐策》卷六有“大冠若箕，修剑拄颐”的记载（上文已经提及），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