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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提问比可以说NO更重要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眼前晃动的是美国的背影，“中国能否超美、何时超美”成为全世界的“猜火车”游戏。 最近有些炙手可热的萨勃拉曼尼亚在沿着经济轴预测中国，他的新意在于量化分析：一笔一笔算出中国的未来，直到2030年。 量化对计算前提的要求苛刻，哪个变量发生变化，都会导致结果不同。解读中国今后二三十年的国家运程和走势，既离不开中国模式、中国道路这些常数，又离不开外界对中国崛起的反应、中国形象等变量。 中国道路比中国模式更具解释力 中国模式的话语源头常被溯至乔舒亚·库珀·雷默的《北京共识》，一个针对“华盛顿共识”的提法，偏向经济取向，亦即“市场”。 而实际上，明确提出“中国模式”概念的第一人是被称为“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他的着眼点在“政权”，一个保留着传统社会主义典型要素的政体，还在使用马克思主义语言，但也为党内民主及公众参与开放了更大空间，更加注重任人唯贤、高效治理。 热议中国模式，折射了当前关于中国未来的方向性关注。与其说是对中国奇迹的总结陈词，毋宁说是借着历史解释来达成新的未来筹划。 慎提中国模式，缘于对其可复制性的种种分析。未来30年，中国模式于中国还有效吗？力量正在向“信息密集型”转化，“劳动力密集型”的老模式还能延续多久？况且劳动力正随着人口红利的兑付完毕而变得稀薄。 中国模式的讨论让位于中国道路，使学界与中国现实之间紧绷的张力舒缓许多，在一个更从容的学术话语环境中讨论未来。“模式”更侧重于经验性话语的堆砌，会缺乏远大的历史眼光，更缺乏一种直面未来的指向。 而“道路”通古达今，铺向未来。 问路起于“五四”，路线问题贯穿了20世纪的中国史。所不同的，1919年的中国很孱弱，21世纪的中国强壮了许多，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大提高。 道路不仅仅是路径，这个隐喻串起了一个时代、一个理想、一种氛围、一种情绪和一种影响今日中国社会、政治的能量，包括路径依赖。 中国道路：带迷思的解决方案 当前中国的思想分化，集中在对中国道路的理解上。 有从社会主义制度政治优势与市场经济结合立论的，有从儒家传统与中国特殊性着眼的，有从“拉美陷阱”、金融危机表明“华盛顿共识”失败而进行反证的等等。 讨论中国道路，需置之于世界史的大视野，需要从古老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大尺度来审视。 时空二维视角下的中国道路，既要处理折叠的空间，又要处理折叠的时间。 空间轴上，邻国、伙伴国、竞争国面对全球化的反应不一，全球化并非每个国家都可无条件获益的历史进程。全球化对一些国家来说是“亲娘”，而对另一些国家来说可能是“继母”。庆幸的是，中国的全球化战略取舍得当、进退有章。 时间轴上，“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这三种在西方原本属于历时递进的文明形态，却在中国共时并存，后浪还没来得及把前浪推倒在沙滩上，发现第三浪已经逼近了沙滩。 在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漫长过程中，出现了两个相互关联的“经济社会发展之谜”，都与发展道路紧密相连。一个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曾遥遥领先的中国古代科技，不知何故，没能向现代科技转化并促进经济社会向现代化转变；另一个是，为什么没有按照标准经济学原理进行改革和发展的中国，却取得了巨大成就？据说，后一个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级别的悬赏。 迂回跨越了“卡夫丁峡谷”的中国道路仍是一套带迷思的解决方案。 在正反合中纠结 西方对待中国的态度因为迷思而纠结、两面。既浪漫化中国又妖魔化中国，或恢弘或阴霾，变化无端。 “李约瑟难题”关照的是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启动前夜，由此算起，中外四百年来的文化碰撞经历了一个正反合：欧洲变革前的17到18 世纪，初遇中央帝国，印象完全正面；19世纪下半期到20世纪上半期，转为完全负面；第三次中外大规模接触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西方是带着第二次与中国接触得到的负面印象而进入这第三个阶段的，第一次接触的正面形象早已成了遥远的历史回忆，第二次的中国记忆还在困扰着西方。 如何看待崛起中的中国，并未摆脱这种摇摆惯性，反而摇频更快，捧杀中国、棒杀中国同时发声，“中国责任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等轮番登场，中国形象在可爱与可憎、可敬与可怕两极间摆动。 萨义德在他的《东方学》中说：“对西方而言，亚洲一直代表着遥远、静寂、陌生的异域”。“黄祸”是一场噩梦，是西方文化集体无意识深处关于异域的恐惧。 无论怎样形塑中国这个“他者”，皆出于西方寻求颠覆对象或共谋伙伴的目的。 西方人的纠结在于，中国既不是同类，也不像是异类。 中国人自身的纠结在于形象焦虑。央视纪录片《大国崛起》是宣言书，2008年被视为崛起元年，中国的国家公关“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