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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口转变时期中国人口政策思索摘要：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也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人口形势决定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宏观决策。中国因执行“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30年间少生了4亿人口，不仅有效扼制了人口过快增长，且为后来经济发展奇迹打下了坚实基础。但该政策也累积了严重的负效应，给人口安全、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带来一定隐患。如果继续推行该政策，生育率会持续下降，且再难以逆转，负效应会更加凸显。面对后人口转变时期的人口趋势，中国当前应在坚持“计划”生育的同时，尽早把握时机，调整生育政策，在未来30年间，从允许生育二胎向鼓励生育二胎转变，从控制人口数量向提升人口质量转变，以使人口与经济、社会能够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计划生育；人口政策；后人口转变理论；可持续发展；放松生育政策 中图分类号：C9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2)06-027-06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可追溯到1971年。由于1970年中国总人口突破了8亿，使建国以来努力积累的经济增长成果被人口的迅速增长所吞噬。1971年国务院首次将控制人口增长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量最好一个，最多两个”。1980年国家又把人口政策上升到战略性高度，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30年来，“一胎化”生育政策使中国少生了4亿多人口，使世界70亿人口日推迟了5年，这是该政策为中国、为世界做出的最大贡献。中国当初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是因当时中国经济背负着沉重的人口包袱，不得已而为之。1980年党中央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提到：“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如今，30年期限已过，人口增长的势头已基本得到控制，中国也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当今世界各国面对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不足等新的人口危机，不得不动用各种办法鼓励生育均不奏效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认真思考后人口转变时期的中国人口政策。 一、“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的负效应 (一)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大幅下降，影响人口安全 2011年4月底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大陆人口已达133972万人，与“五普”相比，10年共增7390万人，年均增长率仅0.57％，增速相当于1990-2000年问年均增长率1.04％的一半；中国0-14岁人口只有16.6％，接近发达国家16.5％的水平，而目前世界这一数据平均是26.8％；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已降到1.4～1.5之间，低于2.1的正常更替水平。这是一组极端危险的数字。根据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出台的《2008年亚洲及太平洋统计年鉴》，一旦妇女总和生育率降至维持稳定人口水平所需的人口替换率即2.1标准以下，就代表该地区人口数量开始下降。更令人担忧的是，由于长期受计划生育政策的约束机制和诱导机制影响，以及中国现实生养成本的约束，再加上适龄青年中的丁克现象及单身、晚育、不孕不育现象，中国未来的生育率可能更低。过低的生育率最终将导致人口长期惯性负增长，这在宏观层面上会对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结构乃至民族生存造成冲击，在微观层面上也影响每个家庭和个人的幸福。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有两个支柱，一是物质再生产，二是人口再生产。若按目前生育率，中国人口负增长为时不晚。人口安全意味着要保证代际永续发展，过低的生育率可能危及整个中华民族的兴衰。 (二)劳动年龄人口增速减缓，危及国家经济安全 在计划生育初期，生产性人口结构使中国拥有充足的劳动力，促成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随着该政策继续执行，劳动年龄人口增速放缓。“五普”15-59岁人口占比66.78％，“六普”占70.14％，10年间仅增3.36个百分点。联合国预测，到2015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达10亿左右峰值，随后将停止增长并逐渐下降，这与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的结果比较接近。劳动力增速放缓，使此前维持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引擎——廉价劳动力数量优势即将消耗殆尽，劳动力供需状况即将出现历史性拐点。实际上，自2004年以来，中国劳动力供需矛盾已显端倪，就业人口的年净增量一直低于对劳动力的年增需求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差距还会扩大，今后中国将面临严重的人口负债。一个社会的发展需要适当的人力资源支持，越来越低的人口增长率将难以支撑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可持续地健康发展。日本的情况就是如此。南于人口生育率低老龄化程度高，日本产业竞争力以及综合国力已难以为继。另据权威部门预测，印度15-59岁人口最迟在2025年将超过中国，届时，印度劳动人口要比中国多出2.44亿人，这会让未来的中国连“制造业”的国际竞争优势都将失去，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优势将不复存在，国家经济安全将受到影响。 (三)“未富先老”的人口老龄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