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日漆艺交流史摭谈.docVIP

明朝中日漆艺交流史摭谈中日漆艺交流几乎贯穿整个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中国漆艺史源远流长，对日本漆艺的影响也早在隋唐时期就已开始，并对日本漆艺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日本在积极学习中国漆艺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创新，而且建立起了自己本民族的漆艺体系。日本对漆艺的创新在明朝时期开始回流，丰富了我国已有的漆艺宝库，推动了明朝中日两国的漆艺互流，从而使两国的漆艺既有共性，又有各自民族的特色。 一、朝贡贸易形势下的漆艺术品交流 明朝时期，为了使各邦交国承认中国的宗主权，我国在对外交往方面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对外贸易逐渐活跃起来，朝贡贸易成为这一时期典型的交流方式，其中与日本的漆器交流尤为活跃。日本对我国的朝贡实质上是“有贡，即有赐”，含有一种贸易的性质。日本在朝贡的名义下，常常装载贡品以外的物品，同中国进行物质交易，中国也想通过这种朝贡方式获得本国不出产的物资，中日漆艺交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从足利氏统治下的室町幕府1401年（明建文三年）派出遣使船，一直到16世纪中期（1549年）的最后一次遣使船，近150年间共派遣使船19次。在这种频繁的经贸活动中漆器备受青睐，漆贸易交流也十分活跃，在近150年的朝贡贸易中，双方的漆器交流数额是相当可观的。如1401年日本第一次朝贡中就有砚筥一盒，1403年第二次朝贡有漆器砚一台（并匣），此后的几次与此相似。直到1432年，朝贡中漆器的数量明显增多：长刀（2把，配有精美泥金刀鞘）、屏风（3副、贴有金箔）、长刀（100把、配有黑漆鞘）、砚台（1个、配有盒）①；1435年的朝贡漆器，有黑漆鞘柄大刀100把、洒金鞘大刀2把、砚一台（并匣）；到了1453年的美术漆器多达634个。对日本方面的贡品，明朝都有一定的回赐品，如日本第二次（1403年）进贡时，永乐帝的回赐中就有红雕漆器58件。当然有时也有特赐，如1407年，明成祖为表彰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协助捕获倭寇，特赐品中就有镶嵌各样宝石珍珠8颗、剔红尺盘20个、剔红香盒20个②；1434年，明宣宗为彰显足利义教再开中日邦交的功绩，特赐的漆器品有朱砂漆彩妆戗花金轿一乘、朱红漆戗金交椅1对、朱红漆戗金交床2个、朱红漆彩金宝相花折叠面盆架2个、朱红漆戗金碗20个、橐全黑漆戗金碗20个等③。 漆器作为回赐品运抵日本，令日本朝野欢喜不已，参与朝贡贸易的情绪更加高涨。不仅如此，遣明使还利用“使臣贡品”“国王搭载物”两种方式来换取自己喜爱的“唐物”（14世纪至16世纪东渡到日本的中国精美文物的统称）。实际上，传入日本的绝大多数绘画、瓷器、漆器等“唐物”都是遣明使在中国市场上自主购得的。此外，明朝也曾派遣船只9次赴日，为日本带去了许多精品文物。受朝贡贸易赠答礼品功能的影响，日本所创立的东山御物发挥着赠答礼品功能。④古代日本每年的八朔（8月1日）有互送稻穗以庆丰收的习俗，而到了室町时代，“唐物”漆器的盛行成为八朔节互送赠答的礼物。据《满济准后日记》记载，足利义教将军在回赠满济大元老的下赐品中就有红色雕漆盘一枚。 15世纪后半期以后海禁解除，民间贸易得到了承认，此后处于某种程度的自由化时期。而日本方面，江户幕府成立以后，德川家康在对外关系上也采取了积极的态度，欢迎中国商船进行通商贸易。如在1610年（明万历三十八年），为保护中国广东商船，抵达长崎是发给朱印状⑤。同年，南京商人周性如到达肥前五岛，日本发给他朱印状，准其在长崎进行贸易。中国来长崎进行贸易的商船逐年增多，有时一年竟达70—80艘，这种对外贸易政策也极大地促进了中日漆艺交流和发展。 二、漆艺技法的交流 伴随着漆器品的交流，人们对漆器愈发的喜爱。由于舶来品价格昂贵，不能满足大众的需求，因此出现了大量的仿制品。元朝时期传入日本的雕漆，被日本加以仿制、创新，产生了“镰仓雕”。这是模仿中国雕漆的工艺品，实际上就是涂漆的木雕，其做法是先在木质胎上雕刻出纹样，用砂纸或砥草将纹样棱角磨光滑后再涂大漆封固，最后用涂漆罩几遍即可，京都南禅寺的牡丹纹镰仓雕香盒和示现寺的椿雕木彩漆笈等便是例作。到了室町时代经足利幕府将军的家臣——雕漆杨成的改进，制作工艺已不亚于我国元代的雕漆名匠张成、杨茂，制作出了不少雕漆工艺品，为天下所知。⑥虽至今无法考证雕漆杨成的真正作品，但5封雕漆杨成的亲笔“唐物”雕漆鉴定书还是保存了下来，从制作工时上看比我国节省了很多时间。“镰仓雕”亦有“雕彩”“雕黑”“雕红”之分，相当于我国的“剔犀”“剔彩”“剔红”“剔黑”。其中，我国的剔彩是指在器物上用不同颜色的漆，分层次上漆，每层若干道，达到一定的厚度，然后用刀剔刻；若需要某种色漆层时，便剔去它上面的漆层，然后在所需层面上刻花纹，如红花、绿叶、黄果、彩云、黑石等都是采用此法刻出来的，一器上具有各个漆层的颜色，五色灿烂。日本“镰仓雕”中的“雕彩”，不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