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城求生”的现代化诉求90年代以来新乡土叙事的一种考察1.docVIP

“向城求生”的现代化诉求——90年代以来新乡土叙事的一种考察 轩红芹 内容提要以纯乡土为描写对象的“乡土小说”自90年代以来已不能成为有效的叙事资源。“向城求生”才是乡下人最内在的生存镜像和最强烈的行动方式，并以此诉求着自身的现代化选择。其承担的由巨大的文化滞差所带来的最初的振动和矛盾都包含着极其现实的文化内容，以及不同于传统乡土小说的叙事纬度，都使这种“新乡土叙事”带来中国文学的某种内在转变并呈现出诸多未曾显露的意义。 从五四新文学运动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晚期，“乡土文学”一直是广义的“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这种局面的形成，当然和“乡土”在整个现代中国社会中无可取代的重要地位有关。但这也使得乡土文学成为视野局限在描写纯乡土和乡村的一种固定的文学样式，这一方面固然可以由此不断获得扩展与深化，但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因循与惰性，“乡土文学”的当代性越来越淡薄。90年代以来，乡村城市化和都市文明的全面发展，城乡关系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进一步松动，使得大批农裔走进城市，纯乡土在今天已无法成为有效的叙事资源。打破“乡土文学”在描写对象上的自我限制，关注农裔进城的当代生存境遇，而且一改以前总是逃避城市与现代化的关系，把“进城”作为一个反题的叙事模式，而把“向城求生”作为现代化的诉求方式，从而促进传统的“乡土文学”发生某种内在转变，我把这称为新乡土叙事。因为虽然写到的是他们城市里的生活，但从根本上仍是乡村命运的表现者，城市只不过是用来阐释他们在当代农村现代化过程中的命运。在90年代以来深层社会和文学背景下，“向城求生”的新乡土叙事是一个中国现代化与最广泛的个体生命联系的命题，也最符合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模式。关注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行动选择和心路历程，剥离出其最本质的生存状态，是当下小说与现代化关联最有价值所在，并呈现出诸多未曾显露的意义。 一 在通往现代化的过程中，乡村在中国版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始终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以农业文明为传统的中国，在中国文学叙述中，对乡村的诗意想象使它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家园”的意义，一个延续了上千年的乌托邦，陶渊明和王维们的灵魂，就栖息在乡村。及至三十年代的沈从文的创作，直至八十年代的文化寻根小说和张炜、张承志的创作，这种情结在中国文学中已有充分的表达。只是在今天全球化语境中，“大地崇拜以及农业文明可能被更大范围地援引为现代性的解毒剂，那么文学眷恋乡村的意义开始超越出美学范畴而产生更为广泛的意识形态功能。”1如果再加上乡村与中国现代革命的关系，它曾隐藏着现代性的动力，从三十年代革命文学的倡导开始到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围绕乡村的文学赢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从梁斌的《红旗谱》、赵树理的《三里湾》、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三乡巨变》再到浩然的《艳阳天》等，乡村的文化身份就更加非同一般，乡土越来越隐退掉自身的丰富和意义，越来越失去其地域风姿而变成“革命的土地”；即使意识到乡村文化与“现代”的对立关系，它相对稳定的文化时间在通往“现代”的路途中，因其守成而步履蹒跚甚至不合时宜。如世纪初，乡村成了鲁迅开启的启蒙传统的批判载体，但在鲁迅的社戏、少年闰土等作品里，乡村的质朴和诗意又跃然纸上。所以，文学叙述中的乡村，不管是用来抵抗现代文明的诗意家园、或是把它作为现代化动力的意识形态创作，或是在全球语境下所作的本土神化创作，乡村在很大程度上都变成了记忆所制造的话语——而不是现实本身，都是其寓言大于真实，意义大于形象的“不及物”创作，乡村在中国文学中一直就是一种不断被遮蔽的叙事。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文学始终是乡村覆盖城市的书写，规避城市与现代性的深刻关系，而且欲望的放纵以及颓废、糜烂、享乐始终被视为城市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人们所能看到的是，作家对城市文化的反感始终拥有一个理直气壮的政治形式。无论是《我们夫妇之间》还是《霓虹灯下的哨兵》，城市仍然被视为资产阶级道德败坏的渊薮。如果不是将城市作为嘲讽和批判的对象，文学恐怕早就遗弃这个赖以生存和运作的空间”2；1962年获得好评的剧本《千万不要忘记》里对日常生活私人空间和欲望的抵制，从一个层面上传达了乡村改造城市的乌托邦冲动和焦虑；1982年路遥的《人生》中，高加林获得拯救的仍是乡村乌托邦。这使得即便是有描写进城的小说，也都是设置道德法庭，而把进城作为一个反题，或用于控诉其对乡村情感的背叛，或把农村人变异归于城市大染缸的结果，描绘城市如何阉割了他们从土地而来的淳朴和怯懦，释放出冷酷的气魄和原始的强横而完成自己的“城市化”，从而作者也借此完成了对农村的谅解和宽容，及对城市的批判；这几乎成了以前乡村叙事一个固定的模式。 然而进入90年代以后，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和文学观念的自觉，给城市的再认识提供了条件。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提高、商业经济大潮的冲击、城乡关系的松动，尤其是中国采取自下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