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涛天才及疯子只有一线之隔.doc

郭涛天才及疯子只有一线之隔人生需要放下点东西 当年，一部《疯狂的石头》让郭涛走入观众的视野，似乎也为他定了性。郭涛说自己骨子里挺愤青的，有想法、有艺术追求，是一个正八经儿的文艺青年，演喜剧当笑星，是歪打正着。“其实我也挺喜欢演喜剧的，过去那种愤青状态把自己整得特累，排练喜剧有种释放、解脱的感觉，把沉重的东西放下，人生需要放下点东西，不然会把自己弄得很辛苦。” BQ：《白鹿原》马上上映了，怎么看鹿兆鹏这个角色？ G：对于《白鹿原》，我有种责任，从一开始知道作品要搬上银幕的时候，很多导演都考虑要拍摄，最终是王全安导演拍了。我跟他是很多年的好朋友，我跟他说不管让我演什么，让我来就行。作为一个陕西籍的演员，出演陕西籍作家的作品，我觉得我义不容辞。当年贾平凹老师的《高兴》我也出演了。 鹿兆鹏是个很有色彩性的人物，在白鹿原所有人里是惟一与众不同的人，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是村子里第一个想走出去的人，想真正去感受新文化的状态，想去了解世界。后来他学到一些新文化的东西，他希望用文化、教育来改变村子的现状，所以他回来办学，最后他跑了，去做了一个革命者。在这个戏里鹿兆鹏有两三次出逃，第一次结完婚他跑了，也给黑娃的跑埋下了种子；第二次跑是审时度势，有人来抓他，他在给孩子教学过程中从窗子偷偷出去，这一跑就一去不回，去干革命了。我觉得这个人物在戏里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如果说白鹿原每个人物都有他的性格局限性，决定了他只能这样做不能那样做，那鹿兆鹏这个人可以说相对比较完美。这次虽然我没按喜剧的套路演但他们觉得还是有喜剧的色彩，可能是带点政治讽刺意味吧。 BQ：演电影和演话剧对你来说各意味着什么？ G：我举过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戏剧就像是亲人，我从小在话剧团长大，父母也是干这行的，戏剧溶在我的血液里，不可分割；电影就像是情人，总会给我刺激和诱惑。而我过去对电视剧嗤之以鼻，当年跟孟京辉调侃电视剧是“庸现”（庸俗现实主义），但我现在在渐渐改变观念。要让我感受这三个不同的概念，我还是更喜欢话剧，不过电影对我来说很有意思，电视剧太辛苦，但是很锻炼人。 不是说好演员都是疯子吗 前一段，《恋爱的犀牛》在保利剧院举行了千场纪念演出，后三场中，郭涛作为神秘嘉宾登台客 BQ：前几天在《恋爱的犀牛》舞台上还看见你了。 G：我是后三场加入的，他们一开始想让我像郝蕾那样都演下来，但要排练半个月，我实在没时间。 BQ：歌唱得不错。 G：谢谢。我歌唱得挺好的，1999年演《恋爱的犀牛》的时候我唱了三四首歌呢。这次新排版本演唱部分减少了，那会儿我可是自弹自唱。 BQ：你是第一个马路的扮演者，当年怎么跟孟京辉一拍即合的？ G：我和孟京辉上学时候是同届同学，我们一帮人做戏剧志同道合，大家关系很好，毕业后又分到一个单位，原来叫中央实验话剧院，现在叫国家话剧院。搞话剧嘛，需要“臭气相投”的人。上世纪末的时候，我们想干点什么，算是总结过去、展望未来。演完《恋爱的犀牛》我觉得挺爽的，似乎给自己证明了点什么。而且那个时候，心里觉得该轮到我们这批人去展示自己了。最初观众不了解我们，而现在我们被接受成为主流文化，我挺欣慰的，自己是其中一分子，也算是旗手、战士吧。 BQ：那些年你成为了孟京辉的御用男主角。 G：对，可以这么说。《等待戈多》、《恋爱的犀牛》、《沃伊采克》、《思凡》、《我爱XXX》……很多戏，几乎就是孟京辉的御用，后来我不演了，陈建斌就上了，他不演了，段奕宏就上了，反正就是这帮人。 BQ：你和孟京辉都是很疯狂的人吧？ G：差不多吧，属于骨子里狂野的。所以我的角色都带点癫狂，就像马路、唐吉诃德，很偏执。其实并不是我本人很偏执，而是我们想展现和表达的戏剧精神很疯狂。我们也可以温文尔雅、不痛不痒，或者说附庸风雅。但我觉得戏剧本身是有感染力的，不像电影，电影是冷漠的，银幕下的理性交流，而戏剧是一种真实的面对面的交流，能让你在当中去肆意发挥，就像演《恋爱的犀牛》的时候，台底下哭得一片一片的，后来我想这哪是哭我们的戏啊，是在哭他们自己的感情经历呢。戏剧就是这样的，带有情感的宣泄和共鸣。 2012年，郭涛很忙。上半年两部电影，9月王全安的《白鹿原》，郭涛在里面扮演鹿兆鹏，而在年底之前，可能还会有两部他演的电影上映。不久前，他还再次登上了孟京辉的舞台，在《恋爱的犀牛》千场演出时客串了一把。在电影《百万巨鳄》中，郭涛第一次尝试了惊悚片，拍之前可把郭涛激动坏了，以为真可以跟鳄鱼真枪实弹肉搏，结果整个戏拍下来，鳄鱼一眼没见到，完全是凭空想象，和空气搏斗，没想到后期加上特效还真挺像那么回事。和宁浩再次合作，郭涛为了《黄金大劫案》中的“疯爹”下足了工夫，三四个月间每天化着四个小时的妆，穿得跟棉袄似的在高温下拍摄，宁浩说“疯爹”是特别给郭涛写的，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