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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私人银行:被历史遗忘高贵风雨龙门40年 在清末李鸿章的时代，中国就出现了私人银行的雏形。李鸿章就有一个给他专门打理资产、金融理财方面的专家，此人便是其幕僚周馥。从淮军还在招兵买马之时，一直到《辛丑条约》签订，周馥在李鸿章府上鞍前马后，“风雨龙门40年”。无论是筹饷、治河、开矿还是办学、修铁路，乃至李鸿章的家庭财务、子女用度等很多事情，李鸿章都交给周馥来办。 周馥，道光十七年（1837年）11月13日出生于安徽建德。咸丰末年（1861年），周馥避战乱辗转到省城安庆，一个偶然机会，李鸿章看到他代朋友写的一封家信，对其字十分欣赏，誉称其为博学士，一介书生的他被李收任为幕中“总文牍”。此后，跟随李鸿章办洋务鞍前马后40年，深受倚重。政治上，他由候补知州累迁升至晚清封疆大吏，成为淮系集团中颇有建树和影响的人物暂且不提。从李鸿章组建淮军并代理江苏巡抚兼通商大臣，周馥为李的贴身随从，此后对李鸿章的帮助和为中国私人银行的贡献却不得不提。 洋务运动时期，“剿发捻”（镇压农民起义）和“勤远略”（抵御外来侵略），曾国藩等人开始筹建近代工业，其发端为军工企业。但财政短缺迫使洋务派不得不开始寻求政府财政收入之外新的财源，“求富”的民用工业因而获得了第一个发展契机。这一时期，周馥的重心全部用到实业以聚集资本。在他的参与下，先后创办了铁路、邮政、电报、航运、新式学堂、机器制造等实业。 1901年，李鸿章去世，作为李鸿章的“爱徒”，袁世凯成为继承李鸿章发扬洋务运动的骄子。仿佛中国近代史上的每一次危机都能成为袁世凯的机遇，特别是在大乱后的经济危机。而时任两江总督的周馥及其家族，在其中的角色同样耀眼。 1899年11月，40岁的袁世凯首次得到了独当一面、出任地方大员的机会——接替毓贤为山东巡抚，遂崛起于山东。两年后（也就是李鸿章去世当年）袁世凯正式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雄踞北洋，开始了自己的现代化改革。 1903年，“复兴天津”成为了袁世凯的试验场。复兴的第一步，就是稳定币制，清理天津的金融并复兴商业。上任伊始的袁世凯立刻委派周馥之子周学熙总办北洋银元局，择其新址位于河北大悲院故址，机器则紧急调运东局子造币厂残余设备，由支应局借款13.5万两，召集机匠“日夜鼓铸”，同时饬令天津官衙严禁制钱铜元流散出境，以及打击民间私铸。 同年，因国际银价波动，北京政府又无足够现银储备供应，天津遭遇一场罕见的金融危机。为缓解天津现银奇缺，袁世凯设立了天津官银号，贷发官银70万两，投放铜元数百万枚，并用40家钱庄联合开出银钱票，缓解了这场危机。《大公报》1904年11月12日亦发表社论，称赞“此等办法真乃得保商之道”。然而袁氏眼光并不止于临渴挖井，他向清廷上奏，痛陈设立现代银行之必要。 于是，1904年底，天津设立户部银行，成为近代史上中国第一家中央银行，代行国库功能，后于1908年改名为大清银行。袁氏同时又奖掖成立私人银行，力招当地得力绅商入股。按照袁氏的筹划，天津银行的资本100万两，一半由天津银号提供，另一半由自己推荐的总董杨俊元等招集天津绅商合力凑集。 这是在李鸿章去世后第一次有关“私人银行”的提法，当然其中的焦点已经从周馥转移到了其子周学熙身上。 除了总办北洋银元局外，1903年，周学熙赴日本考察，在明治维新“富民强国”思想影响下，回国后投身实业救国道路。周学熙在华北先后开办了北洋银元局、天津官银号等企业。他创办的中国实业银行，成为中国私人银行发展史上浓重的一笔，其中董事都是从晚清政坛上退下来的大官僚。这些民族企业在我国北方逐步形成一个最大的实业集团。他与江苏的张謇被称为“南张北周”，在当时声誉甚高。 “官商”末路 如果说，周馥辅佐李鸿章的“财富管理”是中国私人银行的雏形，那么1897年5月27日中国通商银行的成立则是中国私人银行的起端。 19世纪下半叶洋务运动在全国蓬勃兴起之后，随着各项洋务事业的陆续创办，中国人自办银行的计划开始被提上议事日程。1896年9月26日，时任督办铁路事务大臣并掌管多家洋务企业的盛宣怀，直接向光绪皇帝呈上《条陈自强大计疏》及“请设银行片”，提出创办银行的主张。 一年后，由盛宣怀、李鸿章发起，宁波商人叶澄衷、严信厚为创办人及大股东的一个名为商办，实系奉旨设立的官商性质，规定“权归总董，利归股商”的新式银行在上海成立。 创立时，招商股500万两，先收半数250万两，并商借度支部库银100万两。股份中，盛宣怀任督办的招商局和电报局分别投资80万两和20万两。盛宣怀名下包括他本人和代其他大官僚如李鸿章等的投资达70余万两；北洋大臣王文韶投资5万两；通商总董中张振勋和严信厚投资10万两和5万两，其余真正属于各地纯粹商人投资的股份为数极少。 中国通商银行开业后，争取海关税款的存汇权，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