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络舆情现状及应对之策.doc

中国网络舆情现状及应对之策【摘要】在我国，网络日益成为舆论生成的策源地、传播的集散地与交锋的主阵地。各级政府在应对网络舆情特别是公共舆论危机的方法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应从转变思想观念、优化危机应对策略、完善网络舆情研判与预警机制、健全网络安全管理及法制体系等方面入手，改善舆论引导方式，重拾话语主导权并增进公信力。 【关键词】网络舆情 表达 规制 大多数西方国家的网民主要把网络视为实用工具，网络应用排序前三位分别是电子商务、即时通信、信息。与西方国家网络用户需求不同，我国网民首先将网络视为重要的信息与舆论平台。在我国，网络日益成为舆论生成的策源地、传播的集散地与交锋的主阵地。 我国网络舆情的现状与问题 “网众”数量与力量均呈上升态势。不同于以往呈原子状态的个体分散网民，一个由“网络化用户”构成的“网众”群体已悄然崛起，以数亿计的庞大数量构成了一个“压力集团”。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截至2011年底的数据，中国网民规模已达5.13 亿，其中48.7%的网民在使用微博，手机网民规模达3.56亿；另据调查，超过66%的中国网民经常在网上发表言论并就各种话题进行讨论，充分表达思想观点和利益诉求。 通过网络表达观点诉求已成为我国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重要部分。当某一社会事件被迅速关注而成为热点或公共性事件时，由数量庞大的“网众”积聚的舆论压力和行动力量，便不容忽视—其可能不再局限于言论自由范畴内的“说”，进而转化为社会行动范畴内的“做”。如国内的贵州瓮安事件、江苏响水化工厂爆炸谣言事件等，再如国外的“占领华尔街”示威运动。 “马太效应”与“逆火效应”显现。当某事件发生后，最早出现的观点往往具有极强导向性。由于各大网站和分散网众的各自偏好，以及议题设置的倾向或先导性，加之部分网站为吸引眼球刻意制作的“标题党”或裁剪出对立关键词，由此汇集的网络舆论在短时间内被急遽传导，便形成了强大的浪潮。至于初始事件的事实方面是否澄清、评判标准是否公允，却并不被重视或深究。如果最初的解读系“误读”或谣传，甚至事件本身都子虚乌有，即使网络上出现了与初始舆论浪潮相左或质疑的声音，也会显得微弱并被迅速湮没，这就形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心理学实验已证实：“不要浪费时间说服顽固分子，因为你的每一句辩驳打入他们耳中都会成为他们支持自己的证据。就像没有射出的子弹，反而伤了自己。”不同观点反而让原观点根深蒂固—人们倾向于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此现象便是“逆火效应”。 技术应用与规制体系非均衡发展。我国互联网在发展过程中存在“技术先行、管理滞后”及“先发展、后规范”的现象。诸如微博等新媒体兴起，很快被国内网络运营商应用，当局在发现其潜在风险后再予规制，往往遭遇抵制（比如微博实名制问题）。众多网民已习惯于较为宽松的网络生态环境，此后再强化管理，容易引发国内网民的抵制反弹，也易遭致国际舆论的批评压力。虽然自1994年以来我国已颁布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系列旨在规范互联网管理的法律法规，并将在互联网捏造、散布虚假信息、言论，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定性为非法，但是，何为散布虚假信息，何为虚假信息，并无明确标准，制裁谣言的罪名体系滞后、网络造谣入罪标准模糊、刑事制裁与行政防控结合较难等问题也有待解决。 政务微博尚处摸索阶段。据统计截至2011年10月底，经过认证的党政机关和公务员微博数达18,132个，其中公安系统占43%；党政部门的微博，信息发布量100条以下的占60%，发布量500条以上的不足8%，日均发布量不超过一条的高达48.8%。部分政务微博更新缓慢、内容陈旧、缺乏互动，久而久之成为“僵尸微博”，流于形式。这使得相关部门面临失去微博问政话语主动权的风险。 党政网络舆论时陷被动、失语状态。以“7·23”动车事件为例，据中国传媒大学公关舆情研究所报告称，事故发生后的数日内，对该事件的负面舆情评价呈压倒性，直至7月28日温家宝总理亲抵温州看望伤员，并在事故现场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后，网络舆情反映出的消极、抵触情绪才有所缓和，并首次出现积极态势。再如保定李刚事件，保定市公安局政治部负责新闻发布的民警被网民指名谩骂，央视采访李刚后，受害者原代理律师立即质问“央视访问嫌疑人及其家属是否符合司法程序”，网络流言随之纷起。面对几近失控的网络声讨，保定市相关部门承受了巨大压力—任何一个澄清都将招致更猛烈的嘲讽谩骂，“不回应”反倒成了暂时平息网络舆情的惟一选择。 在多起由网络引发的公共事件中，面对指责质疑，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与政府公信力面临考验：对网络舆情处置不适，党和政府的网络话语权特别是主流价值的舆论主导权有失控的担忧。正如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曾警告的那样：“在诸多社会热点问题上，网络舆论愈战愈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