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及价值观教育-.docVIP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及价值观教育*价值观是指人们对周围事物能否满足个人或社会某种需要进行评判时所持的观点，是人们关于善恶、美丑、是非、荣辱、义利等的观点、思想、态度的总和，表现为人们的理想、信念和信仰。 大学生是国家未来建设的主力军，他们的价值观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息息相关。党和国家历来重视对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在教社政［2005］5号文中规定，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指导思想是“立足于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当前，各种思想相互激荡，社会价值取向日益多样性，大学生的价值观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政治价值观不坚定，价值目标功利化、世俗化在一部分学生中不同程地存在着，这影响了大学生健康人格的形成，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和长远发展也会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在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对进行大学生价值观教育，成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课题之一。 一在“纲要”课中进行价值观教育的实践 “纲要”课的教学内容涉及自1840年以来170年的历史，这段历史涉及许多重大事件和著名人物，有大量对大学生进行价值观教育的素材。因此，充分利用“纲要”课的特点，在教学中对大学生进行价值观教育，既有现实性，也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能提升“纲要”课的教学效果。在“纲要”课的实际教学过程中，我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种方法对大学生进行价值观教育。 第一，用历史人物的价值观对学生进行教育。每个人的行动都以其价值观为指引，不同的历史人物由于其价值观不同，在面临相同的问题时会选择不同的应对方式，从而对个人和社会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在教学中，通过分析历史人物价值观的不同而造成对个人和社会发展的不同影响，使学生深切感受到树立正确价值观的重要性。在讲授洋务运动的时候，我就采用这种方法，学生受到了很大启发，教学效果很好。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强敌”，[1]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和手段来应对，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李鸿章、严复、倭仁他们三人由于具有不同的价值观，提出了不同的解决办法，从而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李鸿章认为，中国和西方实力相差悬殊，尤其是军事实力差距更大，“中国向用之弓矛、小枪、土炮，不敌彼后门进子来福枪炮，向用之帆篷舟楫、艇船、炮划，不敌彼轮机兵船，是以受制于西人。”[2]为此，中国应该学习西方，通过变法实现自强，否则将面临更大的危险。“中国以后若不稍变成法，徒恃笔舌与人争，正恐长受欺侮。”[3]为此，他投身于洋务运动，并成为其领袖人物。洋务运动是中国工业化的开端，对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因此，李鸿章被誉为清末最有眼光的政治人物。倭仁作为那个时代的理学家和帝师，顽固而保守，仍然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认为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因此，反对洋务运动，认为洋务运动是“以夷变夏”，提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4]抵御列强入侵。这种应对局势的策略不仅不能抵御外侮，而且只能加大中国和西方的差距，使中国长期处于被动挨打局面。因此，倭仁的主张不仅受到洋务派的反驳，而且也为慈禧太后所摒弃。严复作为留洋归国者，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他参与了洋务运动，主张在中国变法，主张实行民权，认为要使中国走向强大，关键在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在译著《原富》里他加上了这样的按语：“吾未见其民之不自由者，而国可以自由也；其民之无权者，其国之可以有权也。”[5]严复的思想及其著作，对中国文化启蒙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比较上述三人观念、做法和影响的不同时，由教师提供相关资料，调动学生积极思考，引导学生自己得出结论：他们之所以选择了不同的方法和路径应对时局，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他们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对时局有不同的认识和判断。学生自然而然地认识到树立正确价值观的重要性。 第二，加强研究性教学，在研究中内化学生的理论信仰和价值观。研究性教学是当前正在大力倡导的一种教学方法，从价值观的教育角度来讲，这种方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有利于学生从内心接受相关理论，并转化为自己的信仰和追求。为了让学生懂得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在学习辛亥革命时，我采用了研究性教学，让学生通过自己的研究由自己得出结论。我要求学生探究的问题是“假如没有袁世凯，辛亥革命是否会成功？”在学习辛亥革命前一周，我把这个问题布置给学生，要求学生查阅资料论证这个问题，并写成小论文，在课堂上进行讨论。从学生论证的结果来看，学生基本持有这样的观点：即使没有袁世凯，革命也不会成功。首先，革命要取得成功，必须有明确可行的指导思想，有坚强的领导力量，有实现目标的物质基础，这些都是辛亥革命所不具备的。从指导思想上来说，在革命派内部对“三民主义”的理解没有达成共识，更缺乏明确的实现目标的具体路径和方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