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电影的反都市倾向之我见.docVIP

　　三十年代电影的反都市倾向之我见----影视论文 -- [提要]　三十年代的左翼电影工为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创造性地以新的电影叙事语言和电影形象作为对抗和颠覆旧有秩序的手段。他们为无产阶级电影事业奠定了最初的基石,同时也由于自身的历史局限,错误地采取了不加选择和甄别的彻底的反都市的立场。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发现当时电影创作的规律,对于新时期电影事业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关键词]　30年代 电影 都市 在电影史上,三十年代被称为中国电影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从1932年左翼电影运动的掀起到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的5、6年的时间里,电影的创作、研究、评论都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大路》、《渔光曲》、《马路天使》、《十字街头》等一大批传世之作在这个时代问世,蔡楚生、孙瑜、田汉、袁牧之、赵丹、金焰、阮玲玉等一大批优秀的导演和演员在这个时期进入了个人创作的高峰阶段。分析这一黄金阶段来临的原因,我们当然不能忽视电影自身在20年发展过程中的力量蓄积和变革要求,不能无视有声电影的出现这一技术上的巨大进步导致的大量投机资金的涌入和由此产生的生产规模和效率、质量的飞跃,但是最大的改变还是来自夏衍、郑伯奇、钱杏、王尘无等这样一批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年轻人,他们带着使命、以新的文化背景和艺术经验直接介入电影的创作和评论中去,使电影最终打破了由鸳鸯蝴蝶派文人和文明戏演员共同营造的以志怪任侠、言情劝世为主题的远离时代的超稳定结构,建立了新的电影表现对象、新的主题和新的带有强烈意识形态特色的电影语言,并最终完成了电影和中国文化主潮的合流。在重新研究和审视三十年代电影的发展状况的时候,概括左翼电影在语言方面的一些共同特点,发现意识形态话语结构在影片创作中生成和发挥作用的机理,无疑是一件有趣的而且也是有意义的工作。本文拟从反都市倾向这一特定角度对三十年代左翼电影的意识形态话语结构作一点尝试性的探索。 　　反都市:一种普遍性的情绪熟悉茅盾作品的人一定还记得小说《子夜》开头对大都市上海城的描述。①这一段关于上海外滩的描述曾被作为经典性的文本在三十年代的电影中一再以影像的方式被引用。《十字街头》、《体育皇后》等关于上海的故事无一例外地以外滩作为影片的开头,《马路天使》则更是严格地按照茅盾的叙事顺序做了一个“子夜”似的开头,电车、霓虹灯广告、“像是要吃人的洋栈”无一不肖,严格按照爱森斯坦模式拍摄的汇丰洋行前的铜狮子则显然是“巨大的怪兽”的直接演绎。李欧梵认为,《子夜》的开头是一段明显带有“政党立场”的文字,其所指便是“把这个城市看成罪恶的渊薮,外国治外法权所辖治的极端荒淫又猖獗的帝国主义地盘,一个被全体爱国主义者所不齿的城市。”②但是,事实上表露这种与都市相对立的并不仅仅是左翼作家。作为鸳鸯蝴蝶派健将的张恨水在他编剧的电影《银汉双星》中,也借剧中主人公的口说:“这万恶的城市,不是我们可以居住的地方……”。孙瑜的电影《体育皇后》本来是一部正面反映现代都市生活的影片,但是毫不掩饰对都市的批判态度,他借片中的女主人公林樱之口说:“我觉得上海是个奇怪的小地方,有些房子好得象皇宫,有些房子又脏得象狗洞。人也很奇怪的,有些瘦得像骷髅,有些却又吃得象肥猪。”一句话便把贫富对立和对这个大都市(故意称之为“小地方”)的厌恶表现出来。在孙瑜的另外一部作品《大路》中也借工人金哥之口,喊出了“不在他人统治下的都会里偷生”的口号。如果我们把眼光再放开一些,就会发现,在当时的文艺创作中,反都市是一种普遍的情绪。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阳翰笙的小说《《趸船上的一夜》,甚至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的一些作品(《四喜子的生意》、《鸥》以及穆时英在《南北极》小说集中的一些早期作品)都对都市表达了相似的厌弃之情。那么,这种普遍的反都市倾向又是怎么产生的呢? 　　第一个原因,这种普遍性的情绪来自普遍性的移民情结。大上海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从20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的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上海先后经历了两次大的移民浪潮。第一次,伴随都市化的进程和产业结构调整,大量产业工人涌入上海;第二次,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导致大量难民的涌入;两次移民潮之后,上海市的城市人口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移民数量占全市人口的比例达到80%以上,产业工人占人口总数的比例也急剧上升。③在两次移民潮中,第一次移民潮更有积极意义,它是中国社会结构调整的自然结果,同时它使上海人口的结构发生革命性变化,产业工人成为上海最重要的社会力量。移民的身份有破产的江浙农民,也有到大都市闯世界寻出路的青年知识分子,这些移民知识、文化背景、生活阅历自然差异很大,但是他们面对城市时的状况和情绪却非常相似。 　　首先,他们需要一定的时间并且需要做出相当的努力以便融入这座城市,在被城市同化之前他们必须接受自己不受欢迎的外来的侵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