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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谈跨国公司商业寻租活动的产生与我国市场产生的冲突和解决对策 --浅谈跨国公司商业寻租活动的产生与我国市场产生的冲突和解决对策 一、寻租理论研究回顾跨国公司商业寻租活动的产生与我国市场经济不完善、政府对市场的管制以及不恰当干预有着很大的关系。论文格式范文事实上，我国市场经济机制的作用和功能受到政府的干预，市场对关键资源的配置效率有限。外商投资企业到中国投资，其经营行为如何不是取决于跨国公司关键资源的多少，而是取决于东道国社会的制度机制对企业家关键资源的引导与发挥。因此，我国的市场经济制度为跨国公司关键资源的非生产性应用提供的报酬比生产性活动的报酬要高，那么跨国公司不会从事有利于社会进步创造财富的生产性活动，而是从事商业寻租。商业寻租泛滥问题是不容忽视的，如麦肯锡、朗迅、大摩、IBM等财富巨头身上发生的商业寻租事件一定程度上还原与理清了跨国公司的本来面目。 跨国公司商业寻租的直接后果就是造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机制扭曲，阻止了关键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技术创新。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营行为不是将资金用于生产技术的改进，而是用于商业寻租，以便获得更多的租金剩余，这样做直接影响了技术进步，从长远来看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寻租”一词最早是安妮·克鲁格1974年提出的，她在国际贸易领域提出了“寻租”这一概念，并给出了测量寻租福利损失的模型，而寻租理论的创立者却是塔洛克，他从公共选择的角度提出了寻租理论。在寻租过程中，克鲁格认为，政府不仅仅是一个“捕获”的对象，它也具有创租的动力。正是由于政府对许可证的控制，引发了企业的寻租活动。寻租者可能采取的形式有建造过剩的设备能力、按比例分配许可证、游说和贿赂来获取许可证等。此外，克鲁格还强调，寻租者获益会损害公众对市场公平的信任度，从而导致政府更多地干预并形成寻租活动增加的恶性循环。沿着不同研究方向，布坎南和巴格瓦蒂在国际贸易领域又作出了更进一步的研究。布坎南提出寻租支出的三个层次：政府创租所引发的寻租者们的游说活动、政府官员花费关键资源角逐具有吸引力的职位形成的政治寻租、个体或集团为保护自身利益或避免不利而展开的活动。 这三个层次上的关键资源均是一种浪费。巴格瓦蒂在此基础上提出“直接非生产性寻租（DUP）”的概念，其内容包括为求得保护进行游说、走私活动和竞争进口许可证。这些内容不是直接的生产，而是为了非直接性福利的增加，浪费关键资源，损害其他方的利益。从整个社会角度来说，所有的寻租均是社会关键资源的浪费。它们对社会产品及其机会成本没有增加任何实质性的东西，即寻租中所浪费的成本不可能在其他地方被有效地利用起来，对社会而言，这意味着生产的缺失（Tollison，1982）。公共选择学派认为，商业寻租活动存在的原因是人们把政府当作建立并保护垄断的工具。因此，限制寻租的基本方法就是限制政府，寻租理论分析也成为对政府管制问题分析的自然延伸。如果政府行为的变动超出了最低或保护状态的限制，政府也就开始了干预市场调整过程。如果关键资源供应是严格限制的，那么从事该种活动权利的人就拥有寻租的动力。因而，寻租活动直接与经济中政府活动的范围和公共部门的相对大小有关。新古典的寻租定义是无法说明非生产性竞争行为（如在企业行销竞争中的广告宣传的耗费）的，这种竞争是能带来收益的浪费关键资源活动，然而这也是非生产性转移收益的活动。 事实上，制度性寻租活动导致社会经济制度从均衡到不均衡再到均衡这样不断发展变化的，从而促使新制度的产生，这种寻租也不一定就带来社会效率损失和社会效用水平的下降。任何一项制度的安排都是有时效性的，它是一定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产物，它的均衡是暂时的。只要获利能力无法在现存的制度安排结构内实现，或者如果预期的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我国经济制度的变迁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新古典分析也不能够解释为什么一些政府中存在寻租，而另外一些政府能够抑制这些活动。因此，新古典分析所认为的政府规模越大、政府活动的范围越广，寻租的渗透性也就越大的结论与实际的经验证据有时正好相反。20世纪80年代，寻租理论成为分析我国腐败现象最有影响的一种西方经济理论，是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我国学者也都把寻租行为的盛行归结为政府扭曲市场提供租金的结果（钱颖一，1988），因此“，解除对微观经济活动、包括厂商价格行为的行政管制，放开价格，健全市场，开展平等竞争———这正是我们深化改革的基本方向（”吴敬琏，1988）。20世纪90年代以后，寻租理论开始被广泛地应用于我国转轨经济的研究。万安培于1996—1998年持续对我国的租金规模和结构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考察。胡鞍钢（2001）认为，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我国租金类型主要集中在税收流失、国有经济投资和财政支出流失、非法经济“黑市收入”和垄断行业租金上。由于我国在转轨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