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屏及他所经历“两案”审判.docVIP

喻屏及他所经历“两案”审判每次开庭前，喻屏和检察员一起，按照本庭调查的内容，对被告人的有关罪行进行认真分析，选择其性质严重、情节恶劣、证据确凿、充分的罪行，作为揭露、批驳的重点 1978 年3 月，获得平反不久，来到北京的喻屏，在位于万寿路的中组部招待所，接待了一位老朋友。 这位老朋友，就是刚刚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黄火青。在交谈中，黄火青提出，希望喻屏到高检院工作，和他一起筹建高检院。 高检院从重建之始，就承担了拨乱反正、重建法制的历史使命。“文革”期间，全国公检法系统被林彪、“四人帮”破坏。而喻屏就是这场浩劫的当事人和受害者之一，这也许就是他同意参与筹建高检院的原因之一。 在高检院工作的日子里，喻屏除了协助黄火青处理重建事务，最重要的就是参与“两案”——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审查起诉工作。 接替李士英介入“两案”审理工作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重建，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实施，为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奠了基础，同时也为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979年7月，中央成立了“两案”审理领导小组，由胡耀邦任组长，宋任穷、黄克诚、黄火青、王鹤寿任副组长。高检院除了黄火青、李士英参加领导小组工作，还从高检院机关和部分省市检察院抽调了23名检察干部，参加“两案”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与此同时，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也相应成立了“两案”审理领导小组。 1979年10月，陈云主持召开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会议，正式认定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已经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并决定党内审查基本结束，将“两案”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此时，喻屏尚未参与“两案”的审理工作。但是到了1980 年年初，李士英因病住进了北京医院。于是，高检院党组决定由喻屏接替李士英的工作。 1980年1月，喻屏开始把主要精力转向“两案”审理准备工作。1月25日，喻屏参加第三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会议，并参加了第五组的座谈讨论。 这次会议，根据邓小平“判刑要少，开出党籍、军籍要严”的指示，把第一次会议拟定追究刑事责任的108 名中央直管干部，减少到43 人，最后又减为38 人。 2月8日，喻屏参加“两案”审理领导小组会议，讨论对“四人帮”的起诉书（草稿）。这份草稿收集了“四人帮”826 条罪状，但其中五分之三只是线索。在写法上，把所有罪行都记在“四人帮”账上，没有区分集团罪和个人罪。而且，没有把路线错误与罪行、罪与非罪进行严格区分。喻屏在会上发言说：“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是以反革命的阴谋夺权为目的的，和一般的错误路线或路线错误实质是完全不同的。”他认为，起诉书“要以他们的重大罪行或纲领性的言论为纲，把他们在各方面的具体罪恶串起来”。 2月29日，“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召集会议，研究如何审判。喻屏参加了会议。 3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一个审判方案： 第一，正式确定按照“集团”进行审判。 第二，起诉书、证据都要确凿、站得住脚，传到子孙后代也推翻不了。这样做了，对加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同心同德干四化都有积极作用，在国际上也有好的影响。 第三，从现在起搞好预审。让被告人讲话，让他们申辩，从中摸清他们的思想情况，以便有的放矢。 第四，在起诉前，把起诉书发给被告人，争取被告人不仅自己服法，而且出来作证。 第五，根据中央的建议，成立“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由彭真、彭冲担任正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公安部部长赵苍璧及中央纪委的王鹤寿、中央军委的杨得志等同志参加。 第六，组织特别法庭进行审判，鉴于这些案犯掌握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不公开审理。 3月22日、24日，喻屏接连参加会议，讨论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预审工作。会后，喻屏召集高检院参加“两案”办公室的检察人员座谈，了解对江、张、姚、王进行预审的准备工作情况。 随后，喻屏便遵照中央的决定，率领高检院的检察人员住进秦城监狱，提前介入公安部对江青集团案的侦查预审活动，并依法对公安机关的侦查、审讯活动进行监督。 参与“两案”的侦查预审工作 1980年4月5日，“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召集会议，传达中央领导在中央书记处讨论“两案”问题会议上的讲话。 彭真在会上说：“四人帮案要搞四个小组，通过预审弄清他们承认多少，不承认多少。力量不够可以借调。起诉书中的罪行要一条条地预审。证人、证言一定要查证，只有口供无证据不能判。“一定要搞好预审，时间不能限制得太死，以搞好为标准，不要匆忙。” 按照“两案”领导小组的决定，高检院又从部分省市抽调了26名检察干部，参加对江青集团的预审工作。喻屏告诫这些同志：“首先要看材料，了解全面情况。要熟悉案情，熟悉罪证，熟悉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