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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目论汉英翻译中省略法摘 要： 省略虽然是常见的翻译方法，但是在翻译实践中，译者——特别是翻译学习者——往往会低估省略法的效用，甚至尽量避而不用。为了帮助译者合理使用省略法，将选择省略法在汉英翻译中的典型实例，从德国功能理论学派的目的论角度对其加以深入分析，概括省略法应用的多重目的——或是为了使译文更符合英语文化背景和英语表达习惯、或是为了更好地满足英语读者的期待和双方交际的需求。借此分析，帮助译者或翻译初学者获取“合适的”译文；以此为译者寻求省略应用的理论支持。 关键词：省略法；目的论；汉英翻译；合适的翻译 中图分类号： 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2)02009104 收稿日期：2012-04-12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2010HGXJ0942) 作者简介：李波(1980-)，女，浙江宁波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翻译是完成跨文化交际时必需的手段，本身又是跨文化交际的一种行为。汉英两种语言间和两种文化背景间的差异都决定了“翻译非易事”。过去的汉英翻译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很多优美范例，种种方法和技巧也应运而生，省略法即其中一种。 但是不论翻译教材的介绍，还是翻译学的研究，提及省略法均有别于增补、解释等其他翻译方法，或是有所保留、或是避重就轻。这还是受到追求“对等”的思想所影响，原文被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译文稍有偏离就要受到指责。实践中随处可见、理论上却要加以批评，让翻译人员无所适从，往往要靠自己一点一点积累经验，才能果敢地作出判断。实际上，“翻译学是一门经验科学（empirical science），建基于翻译经验（translation experience）。”［1］15因为所谓的理论而否定实践是削足适履的作法，绝不可取。一方面，“翻译中的语言现实是第一位的，翻译规范（translation norms）应该是第二位的、相对的，是对翻译现实的条理化（methodic）描写。”［1］5正是基于经验，才产生描述性的理论。另一方面，翻译人员，特别是翻译学习者，可以从适当的理论中得到启发，让盲目的摸索得以指导，免走弯路。 同时，许多学者在研究翻译时，都考虑到了汉英两种语言间的巨大差异，以及由此造成翻译实践中省略方法的运用，如王金波和王燕从信息论的角度考虑对冗余成分进行增删处理［2］，王立弟和张立云从功能语法的角度考虑对重复成分进行处理［3］，徐燕讨论了“省略法”在英语新闻标题中的运用［4］，冯庆华则在翻译教材上介绍了省词译法和合词译法［5］69-76，等等。这些对省略策略的研究多集中在词语或句法层面，或探讨某个特定领域内的翻译工作，并不能囊括或解释实践中的种种应用。实践中的这些应用，能不能换一个角度，如从目的论出发加以解释呢？ 一、理论介绍 目的论(Skopostheory)由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的杰出代表——汉斯·弗米尔(Hans. Vermeer)提出，把翻译扩展到行为理论和跨文化交际理论。在规范翻译行为时，目的论推崇三大法则——目的法则（skopos rule）、连贯性法则(coherence rule) 和忠实性法则(fidelity rule)。翻译本身就是“一种基于原语文本的有意图的、人际间的、部分地通过语言媒介的跨文化的互动行为” ［6］，和其他所有人类行为一样，是具有目的性的；并且“目的决定手段” ［7］37，即目的法则第一位。在翻译实践中，翻译目的可能会和原文目的重合，也可能由发起人或目标读者决定，或是译者自己对原文加以理解、提炼翻译目的。原文为译者提供了信息素材，而“翻译是目的语情景中为某种目的及目的受众而生产的语篇” ［7］15，包括省略在内的各种翻译方法都可以为该特定的目的而服务。 除目的法则外，目的论还颠覆了一些传统概念。比如，区别于传统的“对等”翻译标准，赖斯（弗米尔的老师）曾给出全新的“对等”和“合适”概念。传统的“对等”是静态意义上的，是一种翻译标准，专注于语言层次上的对等关系；而目的论下的“对等”是译者努力的目标，是要达到预期目的，因而突破了语言层次的限制。而另一个概念“合适”，意味着译者需要根据确定的目的作出判断，并采用适当的翻译策略，实现某个层次或形式上的“对等”，获得“合适”的翻译。因为译者是原语文本的真正接受者，其任务是在目标语环境下把原文信息转换成目标语文本，传递给目标语读者。可见作为中间人的译者不能仅仅把原语文本进行简单的语际转化，而要寻求“合适的”译文对原信息加以阐释。如此一来，译者的活动更受重视，译者相应地拥有更大的自主权。 “翻译功能理论除了对翻译实践有较现实的指导意义外，它对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它为一些违反现有翻译标准但却经实际检验十分成功的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