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人格培育之路径探索.docVIP

大学人格培育之路径探索摘 要：加强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已成为当代高等教育的重要课题。人文素质的核心是人格培育，只有抓住了这一核心环节，素质教育才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效。清华大学在人格培育方面有着深厚的传统，这一思想主要奠基于梁启超先生。清华大学“中国古代礼仪文明”课正是秉承这一教学理念的探索性成果。分析该课程的内容与主导思想可知，礼乐教化正是人格培育的有效路径。人文知识与道德教育在此可以交汇。 关键词：素质教育；人格培育；礼仪文明；礼乐教化 一、反思大学教育的根本问题 20世纪40年代，中西方差不多同时开始反思大学教育的核心问题。西班牙马德里大学教授奥尔特加?加塞特（Ortega Y. Gasset）所著《大学的使命》一书正式出版于1946年，书中揭示出现代大学的弊端在无限扩大“专业教育”的功能，“几乎完全遗弃了文化的教学或传播活动”，因此，“在大学里再度建立文化教学，建立符合时代要求的核心思想体系”便成为“大学的基本功能，也必须是大学凌驾于其他一切之上的基本功能”[1]。中国则以梅贻琦先生为代表。梅先生是我国首批清华庚款留学生之一，毕业于美国吴士脱理工学院（Worcester Polytechnic College），获工学学士学位（1914年），就中国工业人才的培养问题有着自己独特的构想。1931年，梅先生出任清华大学校长，随即组建工学院，西南联大期间，梅先生又以清华校长身份兼任联大常委会主席，1943年，由梅先生拟出提纲，潘光旦先生执笔，写成《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一文，充分阐述了他关于工业人才培养的意见。文中明确指出： 大学教育毕竟与其他程度的学校教育不同，他的最大的目的原在培植通才；……他的最大的效用，确乎是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 要造就通才，大学工学院必须添设有关通识的课程，而减少专攻技术的课程。……真正的工业的组织人才，对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至于一切的人文科学、文化背景，都应该有充分的了解[2]。 大学教育的目标是培植通才，就理工科大学生而言当着力培育其人文素养。在梅先生看来，缺失人文素养的“专家或高等匠人”已经成为中国“工业化问题中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此文在抗战胜利清华复校后再次以梅先生名义发表在《周论》杂志（1948年3月）上，是建国后清华大学能够卓然不群成为中国“工程师的摇篮”的指导思想之一。 90年代以来，提升大学生文化素质已逐渐成为当代教育家的共识。1995年，华中科技大学（原华中理工大学）作为“高等学校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试点院校”之一，引领全面推进文化素质教育。杨叔子先生概括我国当代高等教育的弊病为“五精五荒”和“五重五轻”。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五荒”的根本在于“荒于人学”、“荒于人文”，“五轻”的根子在于“轻素质，主要是轻人文素质”，因此，“国内外许多著名的教育家与著名大学的领导人均着重指出，现代大学应高度重视的第一件事是对学生的人文教育”。[3] 至今，文化素质教育已在全国推行了十多年，各院校也围绕着这一问题在课程设置、校园文化及学生活动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这些依然跟将其作为大学的“基本功能”、“最大的目的”、“应高度重视的第一件事”有着较大的距离，大学生人文素养的提升尚有很大的空间。 二、人文素质的核心在人格培育 大学的素质教育若不能抓住其核心环节，便无法取得实质性的成效。素质教育的核心是什么？请再看杨叔子先生的论述： 文化素质的核心是人文素质，亦即“做人”的素质。人格则是人文素质的本中之本。[4] 纯洁“灵魂”，高尚人格，又是素质教育的核心之所在。如果我们的教育离开了这点，离开了素质教育，离开了德育、人文教育、人格教育，而急功近利地只顾去育“才”，……这叫做“舍本逐末”，乃至“吞食恶果”。[5] 将素质教育的核心归结到人格培育，是杨先生从事教育工作50多年的思想结晶，这一问题恰恰切中当代高等教育之深弊。如果大学的素质教育只是停留在普及人文知识这一层次上，而不能提升大学生的人格境界，可以说仍未彻底走出“舍本逐末”的困境。 就课程的设计上讲，当今素质类课程存在的较为普遍的问题在于满足于纯人文知识的讲解和灌输，而不能将人文知识转化为个人灵魂中的东西，不能对人的气质、涵养有裨益。也就是说大学生选修文化素质课旨在了解一般文史类知识与信息，这样其实和修习专业课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如果所有的素质课都开成了知识灌输课，失败的就不只是课程本身，而且是整个教育，因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育人格完善的科学人才。我们认为，让学生拥有丰富的人文知识，仍然处于素质教育的初级阶段，不过是解决了一半的问题，而更重要的另一半，应该就是人格教育。 就清华大学的历史传统来看，具有一贯重视人格教育的深厚基础。上文提到的潘